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一九七一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着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一九七五年从其位于南京市卫巷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一九七六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一九九五年八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一九七六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在延安审干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执行和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系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一九七九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一九七九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甚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着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的《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难以忘记一九七九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一九九一年八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一九九二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则我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一九九五年夏—一九九六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机会，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但是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一九九六年十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一九九八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于一九九八年底，全书杀青。一九九九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材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一九九九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而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一九九二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中共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无穷的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90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着名人物，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研究的进展，他还热情的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