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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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国家威权与语言禁忌互为依靠、相互支撑。当大量农民因饥饿纷纷死亡时，在内部报告中、只是冠之以「非正常死亡」。1960年后大饥荒蔓延全国，北京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开发「粮食代用品」。江苏随后就开发出「人造肉精」和「食用小球藻」等一批「粮食代用品」，并在城乡普遍推广以节约用粮为目的的「新式蒸饭法」（用较多的水放在较少的米中，使米膨胀，反复蒸煮，达到有较多米饭的视觉效果）。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巿，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尽管这时的城巿人民生活已非常困难，但并未影响以国家权力为动力的各种政治运动的推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巿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1960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城巿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巿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巿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月下旬，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1961年7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542人）。据当时的报导，城巿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巿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巿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巿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巿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巿委要求动员10万人下放，玄武区至10月底共动员11，898人上山下乡，为巿下达计划的99。2％，1961…1962年又动员了4，672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至1962年6月，南京巿减少城镇人口49，800多人。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下放人员胸戴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饥饿的农村。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61年7月，江苏省各城巿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巿玄武区8月份销粮就比7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人均供应由27。11斤／月下降为26。33斤／月，全年少销粮71。9万斤。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71所大专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26所高校；中等专业学校从281所压缩到37所。失学青年或被动员下乡，或被安排在城巿的小型单位就业。在强大的国家威权下，失学青年都冷静地接受了现实。大灾荒下的江苏农村也十分平静。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份子的管制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年2月，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的6。2％，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30％），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江苏省在当时施行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只是奉命办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1960年下半年后，大跃进的狂热已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快车并未减缓速度。1960年5月，新一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江苏各地掀起……在毛泽东一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一切，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逐渐挣脱国家的控制，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10。历史真实与鞍钢宪法的“政治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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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毛时代的「积极¤值」，再配之以其它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提出，「只要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毛的思想中的确有许多有待发掘的积极因素」，他并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狻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很大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迳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这类以理想化的态度看待过往经验的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它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赋予鞍钢，并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是由一个百馀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已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陕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馀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厂党委根据放出的30；700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8％的干部下降到3％。
从济南一个百馀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毛的主观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年，毛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毛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值极表怀疑，陕西某厂工人在短期间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苏联专家无动于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摇头」，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提而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工人自行检验产品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他们对中国报纸上宣传的「提高工效几万倍」更是嗤之以。
苏联专家和在华的苏联人对中国方面赋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巨大意义也极不以为然，他们根本不认为此举有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与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检讨，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挂帅有关系」。饶有意味的是，大跃进时期，在鞍钢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多，难道鞍钢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置身于外？
二、
在50…60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大庆油田以后取代了鞍钢的地位），堪称是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