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战风云-第2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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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于来自英伦的士兵来说，苏格兰风笛所吹奏出的曲调，能够带给他们无穷的力量和勇气。那混杂着激昂腰鼓声的乐曲尖锐而高亢，它撕裂了纷杂的枪炮声、爆炸声、撕心裂肺的呻吟声，响彻整个奥马哈的上空，激励着无数士兵奋勇向前。
“战斗不息，曲声不止。”
当夺取奥马哈的盟军部队，最终登上悬崖，拔掉了德军火力点的时候，全员上千人的第三十九步兵旅仅余伤病六人，其余士兵全部倒在了漫长的海岸线上。在这六名幸存下来的伤员中，有一名被爆炸的弹片切去左手整个手掌的士兵，这个叫理查德埃尔曼的伤兵，就是第三十九步兵旅的风琴手，在整场战斗中，他吹奏的风琴声没有哪怕一秒钟的息止。有感于埃尔曼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的英勇表现，在这一战之后，英国国王乔治亲自为他颁发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二战结束之后，埃尔曼定居法国诺曼底，成为了诺曼底登陆英第三十九步兵旅烈士墓的守墓人，这位风琴手在他余生所有的岁月里，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黄昏的时候，站在那一排排白色十字架的最前方，吹响他手中的风琴。
五月二日，这个被隆美尔称为“最关键的一天”，被艾森豪威尔称为“最长的一天”的日子里，盟军在诺曼底所实施的登陆作战，不仅给负责防御的德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同时，盟军自己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数万名士兵的尸体沉寂在了翻腾的海水以及漠漠的沉沙中。及至诺曼底登陆战役结束，盟军共损失兵力二十余万，其中美军伤亡、被俘近十三万，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美军伤亡人数最大的一场战役。而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中，德军损失兵力近三十万，当然，对于德国人来说，通过这一场战役，他们损失最大的莫过于战略上的溃败。
随着盟军部队在诺曼底的成功登陆，欧洲第二战场的大门，最终被狠狠砸开，自此，希特勒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将彻底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尴尬困境，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法西斯的灭亡之路已经彻底敲定了。毫不客气地说，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的胜利，就等于是敲响了德国法西斯的丧钟，欧洲战士的结束，将指日可待。
《新二战风云》 第十一卷 最后一战 第五章 共产国际
五月的莫斯科，春归夏返，绿树成荫。
就在这个春夏交替，莫斯科空气煦暖的时候，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领导者们齐聚苏联、齐聚莫斯科，霍查、铁托、胡志明、哥特瓦尔德等等，这些在战争时期领导各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活跃人物，纷纷出现在克里姆林宫。他们显然不是来莫斯科看风景的，他们之所以来莫斯科，是为了前来参加共产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的。
就在斯大林下台之后，一直以来定期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因为种种原因停止了，如今，楚思南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鉴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旷日持久的二战中，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热情的高涨，最高苏维埃在楚思南的示意下，决定重新召集各国共运代表在莫斯科集会，以商讨今后一段时间内各国共运的发展方向问题。
由于苏联在整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累聚起了强大的军事势力以及国际声望，与此同时，再加上楚思南有意为之，因此，这一次的共产国际会议举办的空前盛大，前后共有超过六十五个国家的共运代表与会，堪称是前无先例的一次盛大会议。
从五月十一日开始，直到五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共举行了十四天，就在这十四天的时间里，一系列直接影响到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问题、措施，被楚思南提出来，并交由各国的代表商讨研究。
在大会开幕地仪式上。楚思南首先做了关于《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注意的各项问题》的报告，在这份被后世国际共运普遍誉为最有远见卓识的指导性报告中，楚思南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当家人的身份，提出了未来国际共运中可能出现的若干问题。
按照楚思南的分析，如今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盛行或者说是无产阶级力量比较团结，有可能在战后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执掌政权的若干个国家，大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国家大都是和苏联相同，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将直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或者是半资本主义半封建地基础上起步。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在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就势必会面临三大问题。
首先。那就是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地过度，从封建半封建基础上起步的革命群体中。将会存在地封建思想余毒的问题。不要小瞧这些封建思想的余毒，它们在某些情况下，能够直接令一个革命的政府从内部开始腐朽并最终走向灭亡。如果革命的政府中，领导人的脑子里具有封建思想的残余，那么灾难就将不可避免，打击排斥异己，甚至对持不同政见地政敌大肆清洗。这些事情都将一一发生。因此，在楚思南看来，要想做好迎接战后共运高潮的到来工作，各国革命的组织，就首先要做好内部的反封建余毒工作。这项工作要想顺利展开，无疑将会是困难重重的。但是其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楚思南在这次会议上将它作为首要地一点提出来，就是为了让各国的代表们有一个思想准备。
其次。楚思南认为，如同清除国际共运中所存在封建思想余毒一样，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必须在各国地共运过程中予以排除。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左翼抵抗力量政党，大都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吸引国人加入战斗并引领整个抵抗战争的。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战争的延续以及胜利曙光的临近，各国人民心底那股压抑已久的民族主义热情，开始趋向蓬勃，而不可避免得，这种蓬勃日益变得失控，民众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变得极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民族主义变成了排外、仇视外族的代名词。
正如列宁曾经所说过的：“无产阶级不存在国家的区别，”全世界的无产者必须联盟起来。而今，在这种盲目的大民族主义趋势引导下，今后的国际工共运中，无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抑或是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各个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但是如果这些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说不定那一天，这种矛盾就会变得尖锐而不可调和，并最终使团结一致的国际共运出现破裂的局面。
至于说最后一个问题，那也是在楚思南看来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各国党组织内部所存在“左”的问题。
对于除苏联之外的各国党组织来说，他们都是新兴的党，新兴的组织，他们无疑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但是话说回来，他们却普遍欠缺执政经验，欠缺国家建设经验。而他们以往嘴里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也基本都是停留在马列著作的条条框框之中的，说白了，就是虚的、空幻的，是没有具体实践经验指导的。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高涨的革命热情的激发，各国的党就容易犯下一个苏联曾经犯下过的错误，那就是偏左的激进，不切实际的“大跨步”。为了杜绝这种错误倾向的出现，以使革命的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楚思南将这个问题在此次共产国际会议上提了出来。
楚思南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很清楚的提醒各国代表，在未来革命的政权建立之后，各国的党组织应该摆明一个着重点的问题，那就是政权建立之后，国家工作的首要目标问题。说白了，就是如何对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偏重问题：一国地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取得了国家政权，那么，按照革命的理论，这个政党是应该首先把国家工作的着重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呢，还是放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运动上。当然，如果放在今天，放在楚思南所来的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几乎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答案的。但是放在这个错乱的四十年代初，这个问题却不是那些热血澎湃的革命者所喜欢考虑的。他们几乎都认定一个死理，那就是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首先要做地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一定要收归国有，消除剥削所存在地根源，即私有制。但是，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楚思南通过讲话明确的告诉所有与会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好地，是令所有无产阶级兄弟摆脱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根本，但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真理同样不能被忽视，一个不适应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国家经济的衰败，而一个不适应落后生产力的过于先进地生产关系。同样会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影响，从而导致国家经济的衰败。
基于这一点的重要性，楚思南提出。在今后各国革命政党在主持国家工作的过程中，首先要搞好的，就是针对本国国情，研究出一条适合本国使用地发展道路，从而使国内的生产力在得多尽快恢复的同时，及早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在楚思南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其后几天的会议中，各国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毫不客气地说，这一次的共产国际会议，是继列宁之后，共产国际召开的最成功的一次会议，尽管对楚思南所提出的问题各国代表并没有最终得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答案，但是会议上的团结气氛却是前所未有的。
最为重要的是，基于此次会议上这种团结合作的氛围，在楚思南提议下，共产国际对未来战后的组织形式，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确立。
在此次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将进行改组，从而将原来那个松散、临时组合起来的“会议形式”，转变为各个国家兄弟政党之间的紧密合作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组织就相当于联合国，只不过在该组织内部，参与组织的都是各国的左派政党，是红色的国际性组织。在该组织内，各国兄弟党之间的权力都是平等的，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为主席团，主席团由组织各成员国的代表组成，主席团主席任期两年，由各成员国委派的代表轮值担任。各成员国之间在保持内政独立、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应全方面加强合作。组织的最高武装力量机构为国防部长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成员除各国国防部委任的代表之外，还设立有武装部队总司令、总参谋长等职务，以协调、研究各成员国的军事政策以及联合武装部队的训练、演戏等问题。同主席团主席的任用方式相同，联合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总参谋长等职务，也由各成员国代表轮值担任。
毫无疑问，按照楚思南的构想，这次会议上所要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是将来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从根本上摆脱过去苏联那种“老大哥高高在上”的姿态，以换取各国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