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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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桥墩 （6）
现在，这幅珍品连同另外两幅珍品——毛主席分别和我与爱人郭桂卿（空中服务员）握手的照片，被放大成16寸，悬挂在我家客厅的正面墙上。我的家搬到哪里，照片就随着挂到哪里，各种家具的位置变来变去，挂照片的位置始终不变，永远悬挂在我家最醒目的地方。 曾有人说毛主席从广州返回北京时，因路上遇到雷雨，致使此行成为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坐飞机。遇上雷雨千真万确，但绝非最后一次坐飞机。这可能是记忆的偏差，或是对情况不甚了解。 毛主席从广州回北京，是主席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的归程。去广州接他的机组，还是原班人马。以后，主席又多次坐飞机外出，仅在我个人的飞行记录里，就为他飞专机42次156小时零5分。但因第一次坐飞机的归途中遭遇雷雨袭击，搞得人心惶惶，不少人为之担惊受怕，也可能因此而使人记忆失真。 南方的地理特点是山丘起伏不平，河流湖泊纵横交错，作为自然景观倒是引人入胜。但是这样的地形极易产生扰乱气流，致使天气变化无常。夏日里经常时雨时晴。“细雨带轻虹”的美景时而可见。 至5月30日，毛主席在广州小住近一个月，我们奉命再次飞抵白云机场，去完成任务的另一半——接主席回北京。 当日，由广州到长沙，次日，由长沙至武汉，一路无事，顺风而行。 在武汉停留了几天，毛主席曾3次畅游长江，并在6月4日返回北京的当天上午，又最后一次横渡长江。毛泽东主席生性热爱大自然，喜欢同严酷的自然现象作斗争，把它当作锻炼意志和增强身体素质的好方法。 6月4日下午，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向北飞行，以为一路都是大平原，可畅通无阻。可问题偏偏出在认为不会出问题的地方。 当时，有架伊尔－14与我们同行，他们的飞机上坐着江青而不是主席。所以民航的同志还很不服气，因为他们的飞机比起我们的里－2来要先进。事实的确如此，伊尔－14在当时是我国最好的运输机。飞机好，自有它的优越性，这回便得到充分显示。由于民航飞机速度大，他们先于我们顺利到达了北京，而我们却在后面遇到了麻烦。 飞临河北衡水，前方黑云翻滚，密密地一大片压在航线上，高山一般，抬头望不见顶，低头看不见底。而且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这就是飞行员最忌讳的雷雨云。假若闯将进去，飞机不被雷电击个七零八落，也会被掀个底朝天。怎么办？爬高飞越？不行，飞机性能的高度极限是4000米，谁能知道望不见顶的云高是多少呢。降低高度云下穿行？也不行，又有谁知道云底高是几多呢。最后决定采取蛇行绕飞避开的方法。 航线临时改道河北沧州机场，再由沧州转向正北，飞终点西郊机场。 虽然是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机组并无慌乱。那时主席专机活动全国禁空让道，真个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怕发生两机对头相撞的危险。大家沉着应战，各尽其责，飞行位置十分清楚，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空中相撞的危险虽不存在，可来自大自然的雷电干扰却无法消除。绕道不能太远，不然在空中的时间就拖延太长。因此我们几乎是擦着云边飞。强大的雷电干扰使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我们与地面完全失去联系。里－2飞机上又只配备了短波，没有超短波设备，尽管我用备用的150瓦大功率电台换下了平时使用的40瓦功率电台，但仍无济于事。直到临近机场上空，地面已经听见飞机的轰鸣，才勉强收听到塔台的呼叫，收听到着陆方向。 这回可把地面的同志吓坏了。无线电联络中断了近40分钟，又因绕飞延长了到场时间，这40分不平常的时间使塔台上机场里所有的人备受煎熬。毛泽东主席的座机失去踪影，不知飞往何处，或停留何方，或……把个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转。 机轮刚擦着地皮，坐镇塔台的刘亚楼便急冲冲疾步奔向停机坪： “哎呀！我的脑袋都掖在裤腰里哪！” 听不出是喜是忧。 “你怎么不颠他几下，看他下回还坐不坐飞机。” 我正愣愣地琢磨着刘亚楼那句莫名其妙的话，担任地面指挥员的飞行大队长蔡演威又吓了我一跳： “你们可救了我一条命。” 他哭丧着脸，声音沙哑，满是委屈。 “怎么回事？”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与你们失去联络半个多小时呀！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飞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飞机是否安全无事。上面坐着的可是毛主席呀！刘司令员守在我的身边一个劲催：‘快叫，快给我叫！’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始终听不见你们回答。刘司令员急了，直冲我喊：‘再联络不通，我枪毙了你！’司令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我要是死了，也冤呀。” 蔡演威连珠炮似地放了一通，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听得我的后脊梁也直冒冷汗。 几分钟前，指挥塔台是战场，是前线，谁都提着一颗心，捏着一把汗，为飞机，为飞机上的毛泽东主席，同时也是为着自己。此时我好像悟到了刘亚楼那句话的道理。是啊，颠几下，吓唬吓唬，免得你毛泽东还要坐飞机，司令员还得担惊受怕。所幸的是大家虚惊一场。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长江的桥墩 （7）
可企图用颠几下的办法就能够吓退毛泽东主席吗？当雷电交加风起云涌、气流横行肆无忌惮地摔打飞机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念他的英文、读他的线装书。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大风大浪，还是对待人世间的大风大浪，毛泽东主席的态度始终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主席第一次乘飞机就是这样地富有戏剧性、浪漫性和危险性。 。 想看书来
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1）
毛泽东主席从长沙的宾馆里“失踪”了。出动了该出动的所有的人，终于在一个据说叫做“李合记”的饭馆里找到了他。饭馆门脸不大，摆有四五张方桌，上下两层的楼房。毛主席正在楼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咔嘣脆的炒牛肚呢。 沈阳是进入关东的第一座大城市，也是我国的重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12月2日，还是昼短夜长的季节。下午5时左右，红日急急地向西天坠去，东边的地平线上，残留些青灰色的光。此时，4202号飞机奉命起飞，载着毛泽东主席，越过燕山的脊梁，在昏暗的夜色中降落在沈阳南郊的东塔机场。 夜色把一切都染得模糊不清。机下站立的那群人，辨不出张三李四，反正里面有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不远处停着一溜小轿车。无法知道型号颜色，更看不见里面的人员。但我凭经验知道，那位将为毛泽东主席开车的司机此刻一定兴奋地涨红了脸。可惜我不能够通过他的脸看看当初的我。而毛泽东主席好像有意让那位司机同志平息一下激动的情绪，他出人意料地把黄书记叫上了飞机。因此，飞机临时成为主席的会客厅兼办公室。 机上那张小小的四方桌上，总是堆放着线装古书、文件，还有初中英语书。 毛主席学习英语很用功。有次去济南，有江青跟随，因江青在起飞前要量血压、吃药、更衣等，直到她在床上躺好、盖严方能起飞。这中间至少需要花去半个多小时。毛主席便趁此机会翻开中学英语课本，端坐桌前，把书反扣在大腿上，嘴里念念有词“斯呔申（station）站台。对不对？”相对而坐充当老师的医生忙说：“对，对。” “歪端卫尔（Well well）很好。”我趁机自我表现了一下，主席果然很高兴，像是找到了知音。 “你也会？” “正在学呢。我是逼上梁山。周总理及其他首长出国的时候，有的翻译不懂飞行术语，容易闹笑话。有回硬把风向筒说成了香肠。” “什么？香肠？风向筒？风向筒是不是机场那根高高的杆上飘着的红一道黄一道那东西？嗯，有点像，有点像。” “翻译的肚子饿了嘛，你飞机上又不管饭。” “这样的笑话不少，如果真只是笑话，大家乐乐倒无关紧要，可它危及到飞行安全。所以我们下决心自己学外语。” “Well well，不能让耳朵长在别人头上。” 不懂外语，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等于耳朵长在了别人头上。自己的两只耳朵成为俗话说的——摆设。真的是聋子，不闻其声，也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们毕竟不是聋子，听着外国人叽哩咕噜唱歌一般，却不明白意思，只有干着急。尤其是明知翻译搞错了，而又不能更正、不能指出、不能正确执行地面指挥员的指令。那个急呀，很难用言语表达。有回去印尼，上级专门为我们机组挑选了一位口译、笔译能力都很强的翻译，可因为不懂飞行术语，闹了个弥天笑话，把大家急得直翻白眼。 飞机中途在仰光加完油后滑进跑道，起飞前机长用无线电向塔台报告： “请示起飞！” “尤阿尔克里尔得米考夫！” 指挥员回答，航语是：允许你起飞。可翻译只从字面上理解，译出来后，他自己信心就不足，犹犹豫豫地通报机组： “抓起来，扔出去。” 我们听后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把什么抓起来扔出去？” “这……” 翻译无言以对。 国外机场一般利用率都很高，每架飞机的起降时间安排得都很合理。飞机不能在跑道上延误时间，否则影响其它飞机起降。我们的飞机在跑道头轰隆隆地震响着，就是不动窝，塔台指挥员不知出了什么事，在耳机里呜哩哇啦地直叫唤。飞机上的空气更紧张，几双眼睛都聚焦在翻译脸上，把他“烧”得热汗直流。 主席听完这个故事哈哈大笑： “看来该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 “主席！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