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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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黄遵宪曾说，“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如今国人对日本的感觉，何尝不是如此？目前网络上一些仇日粪青的过激言论，更是一种既羡又惧的无知变态之心理表现。最让人担忧的是，在一种群体不理性思维的氛围下，认识和了解我们的近邻竟成不易之事，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如果国人继续无知的愤怒下去，谁又能保证一百年前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一次？
知识就是力量，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
5．2、朝鲜风云突起，日人心怀不轨
光绪十二年（1886年），驻英、法、德、俄的四国使臣刘瑞芬曾经上书李鸿章说，朝鲜毗连我东三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目前朝鲜内政不修，日本又存觊觎之心，一旦朝鲜有乱，可能会震撼边疆，倒不如现在未雨绸缪，将之收为国土，改建行省；如果朝廷觉得朝鲜久修职贡，不忍心削其土地的话，就干脆约同英、美、俄等列强共同保护，辟为通商之地，这样也可以保住朝鲜，稳定地区的安全。
李鸿章收到后交给总理衙门讨论，但那些大臣们纷纷摇头反对，说朝鲜乃我大清第一藩属，五百年不变，岂能随意改动？刘瑞芬的提议只能按下不提。
1894年，也就是中国的农历甲午年，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东学党起义。东学党是个打着宗教名义的组织，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以儒家佛老学说为本原，对抗当时的西学西教，但在盲目排外方面，和义和团倒有几分相似之处。不管是东学党、拜上帝教还是义和团，在造反这个问题上，三者是基本相通的。
当时的朝鲜小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民怨沸腾，朝不保夕。正如当时民谣所说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这时的朝鲜，何尝不是内忧外患，时刻坐在火山口上？
果不其然，东学党人起事后，在国内一呼百应，很快占领全州，并扬言直捣王京。朝鲜小王朝被弄得大为惊恐，只好又厚着脸皮前来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驻朝鲜总代表袁世凯接到朝鲜的“借兵”申请后，便请示上级领导李鸿章是否出兵，李鸿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带兵两千多人开赴朝鲜。同时，按照《天津条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之事告知日本政府，理由是中国顾念藩服，又因朝鲜请兵，故而派兵代平其乱，待乱收自然收兵回国。
日本人对局势的发展早就了如指掌，盼的就是中国出兵。按照《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可以出兵。但请神容易送神难，日本人去了可就不想走了。在接到中国的照会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先派八百日军进入朝鲜，随后大队人马继续跟进，兵力一下子升到八千多人，远远超过了在朝清军的数量。
日本此时急于出兵，并非为帮助朝鲜平定叛乱，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另外，当时日本国内爆发经济危机，伊藤博文内阁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此时出兵海外正好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以度过危机。这种事情，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做得好的，可以稳固国内政局，但万一弄巧成拙，就可能反过来及国内安全，当年拿破仑三世就栽在这个问题上。
而此时东学党听说中国大兵赶到，加上朝鲜小朝廷的招抚政策，起义已基本偃旗息鼓，局势也日趋平静。朝鲜小王朝便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双方撤军。中国不想生事，便满口答应，并约日本一起退兵。
但日本却心怀鬼胎。当时日本在朝鲜的海陆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到嘴的肥肉哪能轻易放弃，于是日本不但以各种借口不肯退兵，反而不断制造事端，抛出朝鲜内政改革方案，说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把朝鲜变成共同的保护国。这个方案如同“一女同侍二夫”，目的就是要激怒天朝，制造决裂的机会。
对于日本人的蓄意挑衅，清廷大吃一惊，没想到日本这蕞尔小国，竟然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孰不知，此时的日本已经不是从前的倭国，靠十年前的几句外交恫吓是打发不走的。由此，清廷内部也分化为主战和主和两派，而其中又纠杂着帝党、后党之争。
这帝后两党之争，说来话长。1875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载淳（同治帝）贪图玩乐，年纪轻轻就得天花死了，没有留下子嗣，这就给皇位继承上出了个难题。按理，同治是载字辈，下面应该立溥子辈入嗣继位，但这样的话，慈禧太后就变成了皇老太后，没法再搞垂帘听政了。而当时的皇族里溥子辈已无近亲，慈禧太后也不可能把权力轻易让人，于是便强行立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恬为皇上，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为什么立载恬为皇位继承人，道理很简单，因为载恬的老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老爸则是咸丰的弟弟。立了载恬之后，载恬管慈禧叫“皇爸爸”，慈禧太后便也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当时的载恬只有四岁，慈禧太后将他抢进宫，可怜奕譞夫妇一年到头都不能见上自己的儿子几面，即使见面，也不得以父子相认。这专制社会的权力斗争，连皇帝有时候都是道具。
光绪很小的时候就脱离亲生父母进了皇宫，一直在一个孤苦伶仃的状态下长大。据很多野史上说，慈禧太后不允许别人过分接近光绪，而慈禧本人又是一个严厉而不懂爱护儿童的人，当年肃顺八大臣在热和行宫咆哮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吓得尿裤子，哇哇哭着投进了……慈安太后的怀里，而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怀抱！
在这样一个孤独而没有母爱的环境里长大，光绪从小就胆小懦弱，听到天上打雷，往往都两腿发抖战栗。当时能够时时接触并真正给予小皇帝温暖的，只有他的老师翁同龢，后者在生活和学习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照顾，但也让小皇帝过分依赖于自己的老师。
1886年，光绪帝满十六岁，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于理不合，便在次年改为“训政”。光绪帝十九岁结婚成人，慈禧太后宣布“撤帘归政”，改由光绪帝亲政。但是，多年的后党已成气候，加上慈禧太后退休后时时干涉朝政，这就和小皇帝身边力图振兴的帝党一派形成尖锐矛盾，这个矛盾的总爆发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最后帝党一败涂地，连光绪帝本人也被软禁，这是后话。
翁师傅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的状元，文才没得说，又是皇帝的老师，历任各部尚书及军机大臣，乃当时著名的清流派领袖。当然，清流也许人品高尚、文才飞扬，但是实践中未必真正管用，像张佩伦之流，祸害大了去了。
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据说是这么回事：当年剿灭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在定远之役中临阵脱逃，被人弹劾后朝廷命其戴罪立功。后来翁同书为了招抚割据势力苗沛霖，被其欺骗错杀了地方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但苗沛霖叛乱如常，翁同书处置失当，激成大变。
曾国藩对翁同书在定远之战弃城逃走本就极为愤慨，这次忍无可忍，决定上书弹劾。但是，曾国藩为人厚道，又忌讳翁同书的老爸翁心存是同治帝的师傅，一下难以下笔。这时，李鸿章便代他写了篇漂亮的弹劾词，弄得朝廷也不好意思包庇，便判了翁同书“斩监候”（相当于死缓），老爸翁心存听到消息，气得立刻翘了鞭子。后来，翁同书被改判充军新疆，这可不是“父死兄徙”？
《蜷庐随笔》里说，翁同龢好客，客至无不接见，但他的世交好友潘祖荫（字伯寅）却笑道：“叔平（翁同龢的字）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他还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将来必以巧妙败”。荣禄也曾经说，李鸿章是甘做小人，而翁同龢爱作伪君子。读书人好耍小聪明，是万万做不得大事的。
台湾庄练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里说：“他（翁同龢）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如此看来，翁同龢的主战，颇有挟嫌报复、以私害公的嫌疑。
个人恩怨事小，但无知加自私那就祸害大了。翁同龢是不是真的想利用甲午战争置李鸿章于死地不好讲，但翁师傅终身与李鸿章为仇，那是人人皆知，连光绪帝都知道这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等事，就处处遭到翁同龢的反对和掣肘。
抛掉个人恩怨不谈，翁师傅的主战言论更有点像愤青（清流派本就大都是愤青嘛）。大敌当前，主张对敌出击当然能赢得一片掌声，但在自己的实力状况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逼迫前线将士去拼命，未必不是祸国殃民。翁师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纠集自己的门生张謇（也是状元郎）等人，逼迫李鸿章开战，倒很是有点这个味道。
当时光绪帝毕竟只有二十出头，被他的翁师傅一鼓噪，便和他同年龄的愤青小朋友一样，要大力主张开战了。但是，光绪帝当时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慈禧太后开始并不想开战，老太太当时正忙着操办自己的六十“万寿”大典，只是后来觉得这小日本太猖狂了，面子上挂不住，又不知道自己和日本的实力对比，脑子一热，就决定要教训一下这个小小倭国了。
战有战法，和有和法，本都无大错，但世界上的大错小错，都是错在无知上。老祖宗告诉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让这些人忘到爪洼岛上去了。
当时被派往朝鲜的太原总兵聂士成，看到大批日军开进朝鲜，兵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便赶紧上书李鸿章，问朝廷之计到底是平定朝鲜之乱还是和日本一争雌雄，如果是平定叛乱，现在军队就可以撤回；如果是要和日本决战，就请立刻调派大军入朝，不然事情会变得不可收拾！
李鸿章是了解日本和自己实力的，不到准备充分，断不可贸然宣战。很多人以为李鸿章是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的主和派，但事实并非如此，帝党偏激无知，后党昏庸无能，李鸿章有点超然脱身于帝后两党之外。但是，李鸿章想搞“以夷制夷”，希望英国、沙俄等列强来调停保住和平局面，只是他过分相信当时的超级大国了。当时的大英帝国已经日薄西山，充其量也就是李顿调查团的水准，和如今想打谁就打谁的美国比，差得远了！
而日本在战争爆发前，抢先和英国签订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并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取得了西方列强的中立。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7月19日向朝鲜小王朝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允许日本架设汉城至釜山的军用电线；二是为日军修建兵营；三是让朝鲜令清军自牙山撤兵；四是废除中朝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22日前答复。
正当朝鲜小朝廷茫然失措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