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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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重新审视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十九世纪中叶，此时距离康乾盛世并不遥远，中英鸦片战争也不过十年。乱世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晚清面临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在清朝以前，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个亿。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是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后，“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导致人口养育成本下降，人口急剧上升，由清初的不足一个亿，很快发展到乾隆五年（1740年）的两亿；到了道光时期，更是到了史无前例的四亿三千万。
以十九世纪中期的农业耕作水平，人均四亩地才能免于饥寒之虞。而从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来看，清初大约人均6亩，乾隆初期降至4亩，到咸丰元年（1851年），也就是洪秀全造反的那一年，人均耕地不到2亩，而太平军初起的广西，更是只有人均亩。
人多地窄，在传统经济模式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清朝时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劳作却难得温饱的贫农。面对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生存状态，那些稍微有点野心又不想终身困苦、死于沟壑的人来说，往往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
这时，洪秀全的横空出世，自然和这些人的要求一拍即合。洪秀全多年的应试不第，一次次的击碎了他未来生活的梦想。而对于杨秀清、萧朝贵那些一无所有的烧炭党人来说，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造反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好机会，他们的要求当然更为简单而直接。
造反的成本太低了。苟且偷生不过累死于沟壑，起来造反也只是掉脑袋而已，加上和他们同样情况的人又是如此之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当然群起一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马尔萨斯的理论指出，要解决人口膨胀问题，上帝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瘟疫，一个是战争。当然，倘若不想这样解决问题，办法还有两条，一是将多余人口移民海外，所谓殖民主义的方法；二是开发新兴产业，用如开矿办厂等工业化手段来创造新的财富并吸纳富余劳动力。
但令人扼腕的是，前一条在明清时虽有少量华人前往南洋谋生，但终因政府的禁海政策而无法大量实施；而后一条的成功又需要有工业革命的基础。过去三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正是西欧国家发展壮大并一举超越天朝的两个法宝。如今我们回头再看，机会稍纵即逝，悔之晚矣！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但无数的偶然，又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传统经济条件下民穷财尽的周期律现象，因为平添了一个世界经济的竞争因素，在鸦片战争后更为严重。譬如鸦片战争中，各地方政府往往强迫老百姓捐银助战，即使是富庶如苏州地区，也有一年所得不够完纳以至于弃田不顾的，何况广西这样的贫瘠之地？
当时广西的情况复杂，汉番杂处，苗人有“生苗”、“熟苗”之分，汉人之间也有土居汉人与客家之别（客家人往往是后迁）。广西土地贫瘠，山多洞广，用李宗仁将军的话来说，就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本地的汉番之争，土客之争，地痞流氓，打架杀人，械斗不休，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差，洪秀全想在附近立教授徒，信的人不多。但溯西江而上，跑到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的话，发动群众就容易多了。一来整个西江流域都说粤语，语言上不存在障碍；二来紫荆山一带远比广州一带贫穷，造反的成本低，条件更为有利。
另外，鸦片战争后带来了世界经济的蝴蝶效应。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沿海的通商口岸扩为五口，广州十三行垄断时代的结束和上海的崛起，导致中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这种效应看似不为人知，但效果明显显现并扩散。
譬如以江西为例，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部地区的货物，多经赣江翻越大臾岭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贸易通道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贸易干道移往长江，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不多，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江西老表们热情支持革命，因为穷嘛。
广西桂平、贵县一带作为广州的腹地，势必要受到广州衰落的影响。譬如南岭深山的客家人，东西江流域的船民，广州衰落往往会导致无货可卖，无货可运而引发失业问题，比如杨秀清等烧炭党人。一旦失业危及生存，这些人的怒气冲天在洪秀全的教导之下，当然要化为揭竿而起！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其中恰好起到组织作用。跟着洪天王造反的人未必明白拜上帝会的教义，但只要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就够了。宗教教义难以理解，但共同的敌人满族权贵却具体而直接。正如太平军起事后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渝》里指出的，“天下为上帝之天下，满洲为胡虏妖人，肆毒混乱，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以中国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满洲十万，可谓奇耻。现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扫除妖孽，廓清中夏。”
洪秀全很聪明，用了“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这句话，这就足以点燃亿万汉人的怒火了。洪秀全直斥满族皇帝为妖，革命对象明确，革命火种一旦燃起，运气好的话，必然成燎原之势。何况，广西早有天地会等造反组织提出过“反清复明”的口号，就连后来孙中山先生也接过太平天国的旗帜，大声疾呼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有意思的是，和太平军、捻军几乎同时发难的天顺王苗沛霖，也曾象洪秀全一样，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入仕梦想，但同样梦想破碎。失落中的苗沛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的愤诗（谭嗣同后来的绝笔大概来源与此），和洪秀全“不穿清朝衣，不做清朝官”的疾呼，意思基本相同。（2）
同样是造反，但苗沛霖的文化水平似乎比洪秀全高出许多。对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基督教洋玩意，苗沛霖不屑一顾的，他曾经写有一联，讽刺洪秀全和满清王朝，上联是：“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讨天威，天才有眼”
下联是：“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流氓，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转引自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
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内忧外患，一时俱来。苗沛霖的一个对联，说尽了千千万万个洪秀全造反的原因和本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2、凡人洪秀全，缘何上梁山
洪秀全的性格特征，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原名洪火秀，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家中兄弟三个，洪秀全排行老三。洪秀全的父亲名叫洪镜扬，家中有几亩地，数头牛，家道还算殷实，所以还有余钱给洪秀全读书考秀才。
说到考秀才这件事，实在是洪秀全心中永远的痛，把他给害苦了。小时候的洪秀全还算聪颖过人，13岁就通过县试当上童生，取得考秀才的资格，但秀才这道坎，楞把洪秀全活活逼上绝路！
但凡读过《范进中举》的朋友，都能体会到古代读书人科举考学的苦楚。这种苦楚，可比现在考大学、考研究生要厉害得多了！古代要考上秀才，至少可以保证有碗塾师的饭吃；考上举人就有机会进官府做个通判或者幕僚什么的；要是考上进士甚至点中状元，乖乖，那简直就是一举成名，不得了的事情，不但光宗耀祖，而且有机会入朝为官，施展平生抱负，怪不得古人把“金榜题名”当成是人生三大快事之首。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中，金榜题名的能有几个？洪秀全在最基础的考秀才这一关上，就狠狠跌了跟头&；not；：从16岁那年开始考起，他老人家连考三次，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差。最为可恨的是，每次初试，洪秀全的名次总在前十，但到院考复试的时候，却总是无一例外地落选。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好比现在研究生考试，初试名列前茅，复试给刷了下来，心中的愤懑当然是可想而知了。是天意弄人吗？不是。从洪秀全留下的诗词作品来看，广州府的主考官是公正的。要是不信，看看洪秀全的大作就知道了，什么“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民家共饮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等，言语粗鄙不堪，而后来天王在天京更是留下大量的打油诗歌，读来更是让人喷饭不已。
和他一起长大并共同参加考学的表弟和战友冯云山，在诗品上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比这个洪秀全强多了，有诗为证：
“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执粪生涯来度日，他日得志姓名扬。”
“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漳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冯云山这样的水平都考不上，洪秀全就更别提了。
古代科场上的故事实在是数不胜数。40年后，同一个科场来了一个叫康有为的人，他的成绩也好不哪去。康有为自小有神童之称，也是连考三次才搞到个秀才学位，大家姑且猜猜看，我们的康老帅考举人总共考了几回？
七次，我的天！
康老师在36岁的时候才中了举人，随后时来运转，二年后又会试高中，当上了进士。更绝的是郑板桥，他老人家是康熙时期的秀才，雍正时期的举人，乾隆时的进士！这还是幸运的，古代多少读书人穷经皓首，最后连个秀才举人都没混上的，多了去了！
据后人总结，县试考童生和府试考秀才，最重要的是文才要好。正因为如此，文才出众、“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才会在12岁就考上秀才，17岁就中了举人。就洪秀全当时的文笔，考不上那真是一点都不冤。
屡屡落第的洪秀全，没有康老师那样的耐性，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继续读书。由此，洪秀全对这个狗屁考试和满清王朝恨得直牙痒痒。他撕了那些圣贤书，满腔怒火的发誓：“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
这活脱脱就是一个顽劣学童的形象。
不过，最后他还真做到了。打下天京后，洪秀全果然自己开科取士。只可惜，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恨上孔老夫子，所到之处砸孔庙，烧儒书，那些自小熟读孔孟之书的士子们，避之还唯恐不及，哪里还敢前来应考呢？！没人来考，最后就强索那些读书人去应试，甚至逼出人命。刘邦当年也不读书，拿儒冠当尿壶，但经人点拨后却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这也许是刘邦开辟三百年汉朝，而洪秀全十一年就倒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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