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与抉择-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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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过多过分地消耗了环境，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例如，我国原有木材蓄积量127亿立方米，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砍了大约100亿立方米，几乎把所有的森林砍了一遍。现在原始天然林已经不多了，一些所谓天然林，最多也只能算是天然次生林。林业生产为国家的原始积累作了贡献，也付出了一定的环境代价。不能苛求前人。同时，还要看到，经济不发展，也不可能积累足够的资金治理环境。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阶段，政府就有条件拿钱来治理环境。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2700美元左右时，二氧化硫排放量开始下降。从发展阶段上看，我国已经到了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阶段。现在，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消费层次发生了变化，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也必然发生变化。目前，我国环境问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发达国家上百年出现的污染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集中出现，环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人们已经意识到，再不保护环境，就会影响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了。正如###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再不重视环境保护，今后治理的成本会更高，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环境将更难恢复，就可能犯难以改正的历史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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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很复杂（2）
经过国际社会30多年的共同努力，全球环境保护尽管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各类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这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发达国家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一些环境问题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同时，又通过设置绿色贸易壁垒，阻止含有毒有害物质的产品或使用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使得产业国际分工和产品国际贸易更加不平等。在国际环境履约谈判中，一些发达国家既从环境利益出发，推动国家环境履约，又受经济利益驱动，左右谈判走势，使全球环境保护的形势异常复杂。
　　总之，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突出，说明发展方式存在很大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环保工作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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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安危责任重
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条件，又有主观原因。首先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有偏差，“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现象仍然突出，“先温饱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认识依然存在。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重工业特别是高污染行业增长快，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许多应该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还没有退出市场，一些政策措施见效需要一个过程。三是环境法制不健全。现有环境法律法规偏软，对违法企业的处罚额度过低，环保部门缺乏强制执法权。土壤、化学品污染防治和环境监测等还存在法律空白，排污许可证、总量控制等工作的法律支持亟待加强。四是重点治污工程投入不足。以重点流域污染防治为例，按照“十五”计划要求，需要投入的治污资金还有47％没有落实，严重影响了一些重点治污项目的建设进度。“十一五”环保重点工程预计投资5830亿元，随着投资结构变化，加上多元化的社会投资机制尚不健全，给今后几年增加环保投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五是基层环境监管能力薄弱。各级环保部门特别是基层环保部门机构不健全，人员编制少，工作条件差，经费难落实，缺少必要的执法车辆和设备，监管能力明显不足。六是环境执法监督不严。环境执法监督偏软，在一些地方执法不到位，个别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甚至贪赃枉法。七是体制机制尚未理顺。现行双重管理体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一些地方政府领导甚至用“挪位子”、“摘帽子”、“打板子”等手段，直接干扰环境执法。一些地方政府一把手的环保目标责任制尚未完全落实。资源价格既不能完全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又不能反映污染治理成本，对资源节约和污染减排缺乏应有的调节作用。环境管理的长效机制、监督机制、奖惩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尚不健全。
　　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亿、经济总量将翻两番，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这个阶段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突出的时期。造纸、酿造、电力、化工、建材、冶金等行业将继续发展，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难度加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烟尘、粉尘治理任务将更加艰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垃圾与污水得不到安全处置，工厂搬迁后土地污染凸显，沿海地区高强度的开发加大近岸海域的环境压力；化肥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养殖业的无序发展、农村卫生设施落后、污水灌溉以及工业不断向农村转移，将加剧农业面源和农村环境污染，威胁农产品安全；电子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趋势；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产品新技术将对环境和健康可能带来潜在风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害加重。
　　环境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成果，威胁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成重大挑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要恢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需要投入巨大财力、物力，有的甚至无法逆转，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当前，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依然此起彼伏。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环境压力将越来越大，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将迅速增加，治理难度加大。造成这些重大污染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情况是历史形成的，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解决它要有一个过程。
　　

历史教训不久远
近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环境保护的教训史。始于18世纪中叶的西方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在创造出无与伦比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深重的灾难。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间，震惊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环境问题高潮，其中最严重的八起污染事件，被称之为“八大公害”。
　　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30年12月，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排放的工业废气（主要是二氧化硫）和粉尘对人体健康造成了综合影响，在一周内引起几千人发病，致使近60人死亡，市民中心脏病、肺病患者的死亡率增高。
　　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1944年，美国洛杉矶市大量汽车废气产生的光化学烟雾造成大多数居民患上眼睛红肿、喉炎、呼吸道疾患恶化等病症。1955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引起的呼吸系统衰竭死亡人数达到400
　　多人。
　　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48年10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中二氧化硫因综合作用产生酸雾，四天内致使17人死亡。
　　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由于冬季燃煤和工业排放烟雾，伦敦上空连续四五天烟雾弥漫，大气污染物在四天内致使4000多人死亡，此后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陆续丧生。
　　日本水俣病事件。人们由于长期大量食用熊本县水俣湾中含汞污水污染的水生动物，1953年，造成一些人中枢神经疾患，103名甲基汞患者死亡。
　　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年，四日市由于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产生大量废气严重污染大气，引发居民呼吸道疾患剧增。
　　日本爱知县米糠油事件。1968年，爱知县多氯联苯污染物混入米糠油内，酿成有13000多人中毒、数十万只鸡死亡的严重污染事件。
　　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1935—1960年，日本富山平原地区的人们由于饮用了含镉的河水和食用了含镉的食物，引起“骨痛病”，129名患者中死亡117人。
　　上述“公害”的发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是人口迅猛增加，都市化迅速加快。刚进入20世纪时，世界人口为16亿，至1950年增至25亿（经过50年人口约增加了九亿）；50年代之后，1950—1968年，仅18年就由25亿增加到35亿（增加了十亿）。1900年拥有7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全世界有299座，到1951年迅速增加到879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约有69座。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有半数人口住在城市。
　　二是工业不断集中和扩大，能源的消耗大增。1900年世界能源消费量还不到十亿吨煤当量，至1950年就猛增至25亿吨；到1956年石油的消费量也猛增至六亿吨，在能源中所占的比重加大，又增加了新污染。大工业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大的工业地带，而当时人们的环境意识还很薄弱，第一次环境问题高潮出现是必然的。
　　在当时的工业发达国家，因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安全，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激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并且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环境形势堪忧虑（1）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据2006年《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提供的数据表明：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环境污染严重，大大超过环境承载能力。2005年，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2549万吨，比2000年增加了27％；化学需氧量1414万吨，比2000年减少了2％，均未完成“十五”规划中提出的总量削减10％的控制目标，沿海赤潮年发生次数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三倍；近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污染有加重趋势；酸雨影响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我国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近年有加重趋势；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城市垃圾处理率不足60％；噪声扰民相当严重。
　　生态恶化态势依然突出，危及生态安全。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土地沙化面积已达174万平方公里，虽然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增长，但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林地流失依然严峻，生态功能脆弱；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每年增加退化草地200万公顷；一些北方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生态警戒线（30％~40％），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华北平原出现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位下降漏斗；有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物种资源流失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