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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古今人物逍遥游-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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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原来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皇帝面前说出这句话。祁大学士等于是揭开咸丰帝的疮疤,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清廷十万火急地檄调曾国藩麾下第一员勇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少些兵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理”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莫太离谱也就罢了。
  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号润之)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由他北上勤王表示敷衍一下,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至于大清帝国亡不亡,则“有济无济,听之而已”,不关我们的事,清国事,管他呢。
  黄袍加身唾手可得
  1861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章君谷便持此种说法。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如《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中,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说什么:“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更彰明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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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4)
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不满,在私人行动上慢慢地表现出来。
  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铸成一个由大汉民族主政的曾王朝,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挟其余威,可以说唾手可得。从上述几件事看来,他心中大有对清王朝的不满,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清朝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据说在当时确有不少人劝他做皇帝。例如他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反而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还有他的门生、得力干将彭玉麟,在他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就曾派亲信送给他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面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他怕人看见,马上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这都说明,曾国藩的周围已放出这样的空气,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
  不当皇帝的三大理由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曾国藩要维持清廷,不取清帝而代,自己做皇帝,建立汉人政权的理由。
  第一,从他《讨粤檄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发扬名教的人,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这就说出他是以儒教精神来对抗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的主张。他要维持孔孟的教训,重视礼仪人伦诗书典则,就万万不敢自己取而代之,变成名教的罪人。他虽不满清廷,却不是从民族的立场来痛斥异族的统治。如从排斥异族统治这一点来打倒清廷自己做皇帝,他抵抗太平天国的理由也就不能自圆其说。但他本人是不是真正的名教维护者,问题不重要,如大丧纳妾,就不应该是讲名教的人所为。问题是在镇压反名教的太平天国之后,自己又起来大干反名教的篡位之事,巩怕世人会骂他,他也就不敢大胆而为了。
  第二,从开头所引的话来看,他比任何人更明白时代的脚步。他认清长期的内战,必会引起亡国之祸。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李鸿章像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所谓的“种子”,可以把它看作“民族革命的种子”。他明知由自己来干,不如由“一班正人”来做创业英雄。从办起湘军后,已经从满洲人手里取得他们抓牢了两百多年紧紧不放的兵权,又使清廷厉行的中央集权制全盘瓦解。他已动摇了清廷的根本,就让“种子”去把他推倒吧!
  第三,从曾国藩的性格和健康上面来看,他有自知之明,也就不敢取清帝而代之。他是小心谨慎,时作反省的人;又是任劳任怨,想做完人的人。他有一句座右铭:“稳扎稳打竟大功,持盈保泰成大仁。”从性格上来看,曾国藩不是做皇帝的角色。再从健康上来看,五十岁起,他就患有疥癣的痼疾,疥癣发作时奇痒。又患有失眠病,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精神衰弱与日俱增。到六十岁,左眼又失明,看书下棋都不方便。这样在体力上有缺陷的人,望他做皇帝,实在有如缘木求鱼。
  李鸿章鸿运当头
  曾国藩既无称帝之心,就不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湘军自重。他把湘军解散,以解除清廷对他的猜疑。但完全没有军力做为后盾,既无发言权,亦无安全感;因此,便把自己培植出来的李鸿章的淮军加以温存,由李鸿章来继承他的势力。
  太平天国之役一结束,而东捻、西捻乱事并起。清廷命曾国藩再平捻乱,做老师的便将此一建立殊勋的大好机会让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捻乱渐次肃清,曾国藩却在直隶总督任上,为了天津教案闹得手忙脚乱,朝野交相指责。他荐举李鸿章继任北洋大臣。从此,李鸿章就被国人视为交涉能手、外交专家;咸同中兴以后,几乎所有的涉外事项,非他莫属。左宗棠远征新疆,曾国藩也把湘军的一员大将刘松山派遣给他,为左宗棠建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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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5)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得年六十二岁。他在死亡三日前,留下一页日记,写着:“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亦一无所成。老大徒伤悲,不胜悚惶惭赧。”他生逢清朝的衰退期,也就是他所说的“末世”,清政权已经病入膏肓。他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终其一生在为维护名教而战。他不甘冒“礼义人伦”的大不韪,“步洪杨的后尘,踵天国的覆灭”。与其说他是清朝中兴的名臣,毋宁说他是名教的卫道士。
  

一席话定一生:左宗棠(1)
左宗棠:与林则徐“湘江夜话”之后林则徐护送夫人郑氏的灵柩回福建故乡的途中,船旅停泊长沙,便约左宗棠在船上夜谈。这两人的初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一页。
  左宗棠,清王朝高官之一。如何给他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惟如能到西北走一趟,在夹道两旁树荫巷郁的高大杨柳,随风起浪,给你送来清凉的时候,你便会记起这位有先见之明的保疆固土的清代名臣是一位怎样的人。“左公柳”扬名天下,其人事迹,值得让我们来还他一个历史的真面目。
  惟一进士落第的清末名臣
  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著有彪勋的功臣,清一色的进士出身,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胡林翼、沈葆桢皆是,连林则徐也不例外。惟有左宗棠是进士落第,仅止举人。所以,早期他无法走上宦途,以举人出身,休说知县,连个县丞也没有资格补上,他仅能跻身于“幕僚”。
  左宗棠的幕僚生涯是在年过四十才开始,换句话说,他一直没有做官。他首先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底下当幕僚,后张升总督转任到武昌,左宗棠又在其后任骆秉章底下干同一职务。可是,在他三十七岁仍未当幕僚时,江苏巡抚林则徐在胡林翼的推荐下,就有意请他出来做事。却因左宗棠不愿离开湖南,并且又因财产纠纷正在打官司,便加以婉拒。胡林翼和左宗棠同乡,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时,胡林翼在他下面当贵州知府,后升任湖北巡抚。
  另有一人两江总督陶澍,也是赏识左宗棠的湖南人,林则徐曾在陶澍底下当江苏巡抚,不止一次听过陶澍赞赏左宗棠的话。林则徐透过这两个湖南人早就把左宗棠放在心里,总想要安排一个机会和他“宴谈”。
  这个被胡林翼称赞为“横览九州岛,才出其右者无人”的左宗棠,湖南湘阳县人,生于1812年,和胡林翼同年。二十岁乡试及第,会试三次赴考,三次落第。左宗棠像左宗棠的学问重在舆地、兵法和农政,这些项目皆非科举的应考科目。可见他属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累试累败,事在料中。不像后来在“戊戌政变”中名扬中外的康有为,他的学问重在经学,在他赴考进士时,主考官的学问都瞠乎其后,望尘莫及,这种学问就受科举欢迎。
  左宗棠一向大言壮语,自比诸葛亮,相当自负。也就因为这种性格,和人相处不来。尤其日后和曾国藩意见相左,他们互相讽刺的短诗,成为天下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决定他一生的去从,就在一次和林则徐的“湘江夜话”;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三十七岁,仍未仕宦,三年后才任幕僚。林则徐六十五岁,正从云贵总督任上退休,翌年便死在潮州途中。无所不论的湘江夜话左宗棠见林公,不知是故留印象还是实在紧张,一脚踏上船板,便全身跌进水中。二人初对面,如见故人。“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论”,后日左宗棠给友人信上这样写道。左宗棠精通舆地和兵法,林则徐早有所闻,所以谈论的话题不离这二个领域。特别是西北问题才是“湘江夜话”的主题。
  原来,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措置上,引起“鸦片战争”以来,被清廷谪放新疆竟达三年。对于西北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的搜集,在当时很难找到第二人。如同他被派遣到广东担当大任时,也曾埋头于当地英文报纸和地理书的研究,并令人做出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在被贬放新疆的途中,全部交给扬州的魏源著成《海国图志》流传下来。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倒幕运动,幕末志士也都爱读此书,阪本龙马亦常手不释斯书。凭他在新疆三年的经验,对于西北的情势了如指掌。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中国的忧患,不在英国,而在俄国。”左宗棠也同意他的看法,遂成“边防论”的主张者。
  清末的国防论,分为“海防论”和“边防论”两个分野界线。前者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亲俄防英。后者以林则徐为代表,他的女婿沈葆桢和湘江夜话后的左宗棠,也和林则徐同一论调,主张俄国才是中国的主要敌人。
  

一席话定一生:左宗棠(2)
就像林则徐提拔左宗棠一样,左宗棠也提拔过沈葆桢。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时,在福州马尾山麓创立了船政局,兼办造船所、军火厂和船政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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