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逍遥游-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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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湘山野录》的原文，有关这一段疑案，说得很清楚：
但遥见烛影下，太宗（赵匡义）时或避席，有不胜之状。夜漏三鼓，帝（赵匡胤）引柱斧（手杖之类）戮雪（地上有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将五鼓，帝已崩矣。
可见太祖是争论之后倒地而死的。宋太祖既非死于病床，又非死于家人面前，一个健康的人，却突然和其弟发生争论便一命呜呼，时间又是在夜漏三鼓。其弟匡义跑去跟他争些什么呢？争的无非是帝位问题，目的无法达到，干脆就把胞兄害死了。“烛影斧声”就是最好的说明。
血腥袭位两太宗：唐太宗vs李建成（2）
赵匡义逼死其兄、篡夺帝位后，就形成第二代皇帝“兄终弟及”局面。为求得名正言顺，便炮制所谓“金匮之盟”的假话。兄终弟及的金匮之盟当初，赵匡胤仅官拜后周的点检节度使，野心不大，似乎从来没有造反的非分之想。其弟赵匡义就不同，虎视帝位已久，专想找一个机会，借口把身为节度使握有兵权的兄长弄上金交椅以图日后之事。他看准边境会起事，便假造敌情，编造“契丹入寇”的假情报，取得正式派兵的一纸命令，让节度使带兵出征。军次陈桥，他就趁机发动兵变，露刃列庭，把一袭黄袍强加在兄长身上。再命兵卒高声欢呼：“请赵匡胤做皇帝！”这便是有名的“黄袍加身”。可见赵匡胤的皇帝，是其弟赵匡义逼迫他做的。
赵匡义即太宗位前，便提出他和兄长赵匡胤在军次有个秘密协定，第二任皇帝即由兄传位给弟，这个协定，命名为“金匮之盟”。这张白纸黑字就留在母亲身边，好用来出面作证。并说“金匮之盟”是奉太后母命作成的，言明宋朝皇帝的继位乃采“兄终弟及”之制，谁敢反对，便是违背朝规，弃市不赦。这样，就用无人作证的谎言，来佐证宋太宗登上帝位的合法性。
但，假戏真做，也应该因假就假才算成功。想不到宋太宗赵匡义死后，并未把帝位传给其弟匡美，却是传给其子，成为“父死子传”。非但如此，太宗在位时，更把有皇权继承权的弟匡美、侄德昭和德芳统统灭口。这要教后人相信宋太宗的帝位是合法得来的，谁敢赞同？
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得一名臣魏徵辅政，蔚为“贞观之治”，成为一位名君。但，宋太宗因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得名的宰相）弄政，挟拥立之大功，大败名声。这样看，唐太宗前罪后功，功大掩盖了弒兄杀弟的罪过；宋太宗前功后罪，虽有“黄袍加身”的拥立之功，却因“烛影斧声”的弒兄之疑，更因用人非当，连诛弟侄，后罪掩盖了前功。
唐太宗：后功掩前过
魏徵的直言敢谏，唐太宗的兼听纳谏，常被后人引为美谈。魏徵本来是太子建成手下的一名直员，曾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失败后，又曾劝说建成杀害李世民。照说，唐太宗李世民召来杀之，何患无名？
魏徵见了李世民，被问及何以在兄弟间挑拨离间？他直答：“可惜那时太子没听我的话，否则不会发生身死功灭的结果。”
李世民听完，觉得魏徵这个人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并把他提拔为谏议大夫。此事却引来秦王府（李世民即帝位前为秦王）官员的不服气。魏徵像宰相房玄龄告诉唐太宗，太宗答说：“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不能以老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何有明智昏庸之分？”
魏徵答道：“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谁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再问以：“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是非，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徵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还不行，还应该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恃才高，骄傲自信，嘴里说的是尧舜的话，干出来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唐太宗听了，感触良深，叹说：“过去的教训，就是今天的老师！”
更有一次，魏徵上朝，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肯听意见的好名声，只好暂时忍住。回内宫对皇后诉说：“总有一天，非杀此佬不可！”
皇后听后，马上换上朝服，在太宗面前下拜说：“英明天子才会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不得不向陛下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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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袭位两太宗：唐太宗vs李建成（3）
这一番说词像一盆凉水浇熄了唐太宗的满腔怒火，反说：“人家都说魏徵举止粗鲁，现在看起来，这正是他娇媚可爱的地方！”
魏徵病死，唐太宗很伤心，谓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唐太宗常念魏徵时时在他身边随事谏正，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此感叹说：“众人都对我说好话，不如有一人能对我说不中听的话（众人之唯唯，不如一人之谔谔）。”又每每想起魏徵常说的一段话：“敢直谏不惧的人，都是不求有报的人。因为懦弱的人，虽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的人，又怕不能取得信用，也不能言；恋栈官位的人，考虑到说了不便自身，也就更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后日，唐太宗更加注意忠谏之士。
唐太宗重用人才，能接受大臣的直谏，政策比较开明；也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些有利发展生产的措施。在选用人才上，“唐初八贤”（魏徵之外，有房玄龄、杜如晦、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七人）得其用，政治修明，国治民安，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宋太宗：雄猜之主，错用妄人
“烛影斧声”之后，宋太宗即位，赵普复又拜相。本来赵普在陈桥兵变后，以佐命元勋，太祖拜他为宰相。做了七八年宰相，赵普钱捞得不少，在开封和洛阳大起第宅，“外门皆紫荆，后苑亭榭制作雄丽”。为了盖新宅，公然走私，滥用权力，从吴越王钱俶处，收取贿赂，收了装满黄金的十只坛。事发以后，太祖大怒，“下制逐普”，贬在河阳。太祖死，太宗立，赵普重新得势。
太宗曾以“皇位传弟还是传子”这大问题向赵普垂询，赵普答道：“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就在这句话中，注定了匡美——也就是太宗的弟弟——非死不可的命运。
原来，赵普的政敌虞多逊，多年来全力阻抑他再起。赵普复相，便要为太宗“以察奸变”，果然查出虞多逊和开封尹秦王匡美有“交通”，要搞政变。太宗下令，组织特别法庭审问其事。虞多逊伏罪，配流崖州。至于太宗的弟弟匡美，“勒令归军”，形同软禁，并夺去其女“公主”的封号。宋太宗
这一来，无异于布告天下，所谓“兄终弟及”的成例已经废止。大宋的皇位，从此父子相传。
不仅如此，赵普对被贬西京的匡美寝食难安，因而指使开封知府李符出面诬告，说匡美“不悔过，有怨望”，又将匡美迁徙房州，“以防他变”。大概是移房州安置一年半，匡美便忧郁成疾病死，年方三十八岁。
匡美既已病死，无弟可传。而在弟之前，即已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德昭是引剑自刎，事出军中误传天子失踪，准备拥立德昭为皇帝。因伐辽之役，宋太宗首遭挫折，损兵折将，大伤天威。太宗又在混乱之中失去影踪，于是有人提议立德昭继位。太宗归来后就逼死德昭。
照原来的传位顺序，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匡美，匡美传德昭，德昭既死，自然是传德芳。但德芳又死，则大位必落匡美手中，匡美将来一定传子，太宗自然不甘心。所以德芳的死，把匡美推入一个异常危险的位置。这也就是说，他失去德芳此一屏障，成为太宗寝食不安的一个隐忧。配合赵普的阴谋，匡美之死，便是可以预料的结果。
判若云泥的政变结果
于此可见，唐太宗和宋太宗两位“太宗”，虽同是政变起家，又有戮杀兄弟的劣迹可寻，可是唐太宗知人善任，兼听纳谏，用对了人，特别是一代谏臣魏徵的被重用，初唐便出现一派新兴的气象。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史称“贞观之治”，大家也就把“玄武门之变”忘记了。
相反地，宋太宗乃一雄猜之主，错用妄人，尤其是用了《论语》仅读半部的赵普为相，明知其有接受贿赂的前嫌，却复用他。最后又把应该继承帝位的匡美害死，使有宋一代，没有佳绩可颂，令后人不得不想起“烛影斧声”的可怕结果。得人否，关系这么重大，这是透过政变看政治的关键所在，不可忽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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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能北秀风波恶慧能vs神秀（1）
禅宗六祖明争暗斗的双胞案到第五代的五祖弘忍为止，禅宗是划一的，并未分家。问题出在衣钵的传承上，有了曲折，才闹出“南宗”和“北宗”来。
日本禅学研究风气很盛。唐代禅宗在日本的寺庙中保存得最完整，也许研究中国禅宗的原始资料，非“礼失求诸野”不可。
日本人大部分都信佛，信徒既多，宗派分歧也就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日本的佛教有“新宗”和“旧宗”之分，新宗的最大宗首推日莲正宗的“创价学会”，虽然“立正佼正会”也是日莲正宗，但比起创价学会的声势则望尘莫及，因为创价学会不但在日本国内的信仰者多，更传布到许多国家，而且在政治上也略具地位，有日本第二大势力的在野党——公明党。旧宗的派别虽有“净土真宗”和“净土宗”之分，大体上皆属于“念佛”的佛教，也就是中国佛教的东渐，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南顿北渐的证禅说
日本的禅宗，来自中土，从其宗名皆沿袭中国禅宗“南顿北渐”即可见一斑。所谓“南顿”，即指南宗曹溪“六祖”慧能的禅宗而言，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顿宗”。所谓“北渐”，指的是北宋玉泉寺“六祖”神秀而言，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渐宗”。因此，“南顿北渐”便有“南能北秀”之称。
至于为何有“南顿北渐”之称？是在两派参悟之异，有以致之。南宗主顿悟，其“证禅说”主张如按电钮，按对正着，铃声即响，不亦悦乎！此之谓“顿悟”。北宗主渐悟，其“证禅说”主张如上发条，时钟发条上得过紧，忽然一松，衷心大悦！此之谓“渐宗”。
禅门中人，把“禅悦”看作精神上的最高境界，但在“参悟”上却有不同的主张。由于有顿悟和渐悟的各衷其是，因此才有顿宗和渐宗的泾渭分明。
中国禅宗的研究，考据成癖的胡适先生曾深加考证，在他《中国禅学的发展》演讲稿中，有独到的见解，并为吾人解答了“六祖公案”的疑难问题。
印度禅第二十八代的菩提达摩，在梁武帝时（520或526）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