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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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俅笈爰赐獾餍煦〉龋踔劣右宰铮�29］，这便是宦官企图直接管理税务的滥觞。徐恪等并未能阻住宦官干预税务的趋势，正德年间（1506—1521）各地税务已经普遍由中官管理。
明朝封建专制政权对民间手工业和商业，本来就是继承了传统的“重本抑末”方针，以重税、派买等政策，压制它们的发展。宦官掌握税务权后，以种种名色滥加的苛捐杂税，更是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变本加厉的摧残。他们增添税务机构，扩大征税范围，如正德初，太监夏绶乞于真定诸府岁加苇场税，少监傅琢请履亩核静海、永清、隆田诸县田，太监张峻欲税宁晋小河往来客货等等，均得到武宗准许。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商税更是“密如鱼鳞，惨于抢夺”［30］，具体情况我们下文再述。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
明代京师税务主要是在进城的九个门收税，这九个门是北京顺天府的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东直门、正阳门、阜成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九门的税收，正统时还未专委宦官，正统三年（1438）五月，御史张奏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每遇商货贩到，积至数多，方差内官、锦衣卫官抽盘，不无停滞损坏。提出张家湾宜专委内官抽分，崇文门宜令本门收钞内官兼管时，英宗只令各司“勿致停滞”，并明确“不必专委内官”［31］。但事实上各门均有内官监税，而且征税日苛。据《中官考》载，九门的税收，弘治（1488—1505）初年为钞665080贯，钱2885130文。正德七年（1512）至嘉靖二年（1523），增至钞2558920贯，钱3190230文。当然，这还只是见于会计账目的，从成化十五年（1479）曾下令京城九门监收钱钞内官及各处抽分厂“不许将不该抽货物违例抽分”［32］来看，可知除上述税额外，宦官们还另有需索。嘉靖四年（1525），户部主事缪宗用监税，亲见“九门守视内官每门增至十余人，轮收钱钞，竞为削，行旅苦之［33］”。万历时这种情况更有所发展，连进京赶考的士子亦得交纳钱钞。更骇人听闻的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前任泰兴知县龙镗被贬，带病出广渠门，管门内使邢相、赵禄等索赂才肯放行。龙镗宦囊空涩，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内使竟群起痛打他一顿，才放他走。龙镗才走了几步，便倒地而亡。这种繁杂苛刻的九门税收，直至明末未变。士大夫有携行李出入的，虽有符为验，但掌管钥匙的宦官仍然横加需索，答应稍迟，“则往往搜牢倾箧，暴扬其私”［34］。农民担菜进城，也要在鬓边插钱二文，入城门时由经管收纳各门课钱的小内使自己摘取。由于习以为常，彼此连话都不用说一句了。对这种情况，时人诗文中多有反映，如查嗣《杂咏》诗有：“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收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
其他征税部门亦莫不如是，芜湖抽分厂每年所抽竹木，贸易银不过两万余两，而嘉靖四年（1525），御用监太监黄锦一次便需索二十余万两，皇帝朱厚亦命照准给予。隆庆（1567—1572）以来，发展到“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35］。
（2） 万历时的增税、滥税及其后果
税收的机构重叠，名目繁多，在万历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由于皇宫大兴土木，皇室生活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日更奢侈，军费的大量增加，国家岁入不足以供支出的状况日更严重，于是明神宗致力于搜刮银两，其主要手段之一是增税、滥税。
明初只有商税，没有船税，宣德年间（1426—1435）始沿两京水道设关收钞，按船之大小收税，谓之“船料”。万历时则有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七处钞关。但实际上榷税的地方远不止此。据《明万历实录》载，十七年（1589）六月，巡视卢沟桥御史胡克俭曾指出：“马鞍山新城桥每车税钱五文，驮税三文，担者二分，负者一分，甚至徒手过者亦不免。土民谓此桥日得万余钱。至红桥，视前为甚。计二桥所获，岁不下七八千金。五月间，有商人告木一筏，抽大木四根。”并指明这些做法“不惟侵民之利，而且挠国之税”。但尽管如此，这样的抽税仍然得到君王御旨的允准。
万历中，给事中萧彦在《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中指出：“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矣，出店又有正税。张家湾发买货物，河西务有四外正、条、船［36］矣，到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万历二十六年（1598），更派出大量税使到全国各地，高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江，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总之是榷税星满。这些税使到处用地痞流氓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在长江，一天水路的行程要经过五六个税卡；仪真到京口，一江之隔，不过一二里地，也要收两次税，这是征税机构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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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3）
至于商税本身，更是名目繁多。洪武中，诸客商货贿俱三十而税一，五谷、农器、书籍、纸札、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不抽税。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货物、鱼蔬杂果到市上出售者，俱免税。但以后课税范围日渐扩大，至万历时，天津有店租［37］，广州有珠榷［38］，两淮余盐，京口供用［39］，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40］，湖口、长江船税［41］，荆州店税，宝坻鱼苇［42］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43］等等，名目多得不可胜数。万历二十七年（1599），湖广巡抚支可大感慨地概括为：“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以治饔餐也，而税；鸡豚以供肉食也，而税；耕牛一农具也，而税焉；骡驴一畜产也，而税焉。”［44］更有“土商”、“土著”名色，“将举留都之府县，举各府县之河埠，细及米盐鸡豚，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45］。甚至出现“贸迁在四十里之近，输税在百里之远”的怪事［46］。此外，凡家中有大厅者，即加门槛税［47］。在浙江，连民间卧床草荐，儿童玩耍的假面具，均得上税［48］。与此相应的是，税使为讨好皇帝主子而交进内库的税，亦巧立各种名目，如《明万历实录》二十九年（1601）所载的进税名目，即有暨禄进的“遗税银”，马堂进的“节省银”，张晔进的“赎罪银”，沈永寿进的“罚赎银”，李敬进的“赃赎银”，暨禄进的“赃罚银”，陈增进的“赃银”等等。
至于课税的程度，《明史·食货志五》载为：“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周晖则在《金陵琐事》中记了一则生动的事例：有个叫陆二的商人，往来吴中，以卖灯草为生。万历二十八年（1600），遇上如狼似虎、与强盗无异的税官。陆的草价一共不过八两，沿途几处抽税，已用了一半银子。船到青山，又有税官来索税，陆无钱交纳，气得把灯草搬上岸，一把火烧个干净。通过这个真实的事例，不难推知当时商税之繁琐、苛重，及对商民伤害的程度。
还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并不是苛税的全部，还有手段更恶劣、科索更重、对社会影响更大的，像陈奉、高淮、高等等太监在这方面的暴行，我们留在下面各有关的传记中再论述。
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求商品的迅速流通，万历皇帝派税使这样滥征商税的结果，使长江、大运河作为商品流通大动脉的机能被堵塞，城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从昔日的“吴丝衣天下”［49］，商人游江南北以至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变为“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50］，商店纷纷倒闭。万历三十年（1602），户部尚书赵世卿奏：河西务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160余家，今只剩30余家；临清关往年伙商38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现只存两人；临清缎店向来32座，今闭门21家；布店73座，今闭门45家；杂货店65座，今闭门41家；辽左布商绝无矣。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差人挽捉，因而畏缩不来［51］。应朝卿在《请罢采榷矿税疏》中亦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商业备受摧残，平昔富庶繁丽之乡皆成凋敝，必然引起商税急剧减少。赵世卿还指出：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岁征本折定额约325000余两，万历二十五年（1597）增银82000两。二十七年（1599）以后，历岁缩短，至二十九年（1601）总解266000余两。商税的急剧减少，不能不加剧了财政危机。
（3） 宦官通过皇店、私店税商榷利
皇店初设于正德年间，店的收入归内库，由内官经管。皇店有多种，如给事中齐之鸾所说的花酒铺；在皇城内设的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等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的店；由官店改为皇店的，如辽东巡抚都御史马中锡在安乐州（今辽宁开原）设的官店，后来就改为皇店；也有由宦官在皇庄周围或交通要道起盖房屋，架搭桥梁，以皇店为名，擅立关隘以榷商贾舟车乃至挑担小贩的，如于经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开宝源、吉庆等皇店，每年定额进贡八万两银，剩余的全归自己。有的宦官还借皇店之名放皇债，进行高利贷的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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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4）
宦官除把持皇店外，还依仗政治特权，在京畿附近建立私店。这些私店势焰之盛、扰害商民之甚，亦不亚于皇店、权贵私店。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可见宦官的私店亦有多种，正统时，京城头角等处停积客货、客店、塌房中，就有由宦官开设的。太监僧保、金英恃势私创塌店达十一处；在河西务到直沽一带交通要道、通州、张家湾，亦有太监的私店。御马监太监刘顺既有钦赐的塌房，也有自置的塌房。成化时，太监梁芳曾得到钦赐的和远店，后来梁芳被贬到南京闲住时，才不得不将店退回。正德前后，辽东镇守太监朱秀在山海关外八里铺设立官店，以驻来往车辆，名义上是用这收入补充“犒夷”费用，实际上收入全归他自己，成了他的私店。兵部揭发这事后，武宗“诏宥之”，仍让他管业如故。
这些皇店、私店“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谋利”［52］，还纵使无赖子弟“霸占关厢、渡口、桥梁、水陂及开设铺店”，从中“贩卖钞贯，抽要柴草，勒摆渡、牙保、水利等钱”［53］，如朱秀就擅自规定过一辆车，必须交银一两。宦官奏求得塌房后，还用它“邀接商旅倚势赊买，恃强不偿”，弄得“行贾坐敝”，亦“莫敢谁何”［54］。甚至搜查官员行李，失陷客商财物，等等。这种种与民争利无异于抢劫的行径，弄得怨声载道，以致武宗遗诏中不得不令“革京城内外皇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