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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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3],平均每天奏札207件,411事。显然,要看这么多的章奏,处理这么多的事,朱元璋难以应付,必须有新的帮手,因此先后又设立了四辅官、殿阁大学士。永乐时期,命翰林儒臣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称做内阁。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是一代雄主,深知江山得来不易,所以辅官阁臣都只限于顾问、参谋性质,章奏仍由自己亲自批示。但洪熙、宣德以后,情况大异,衍化出票拟制度,即:令内阁臣用小票墨书,对章奏草拟出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批朱,这就是对明朝政治发生很坏影响的票拟制度。其中最糟糕的便是给宦官干政大开方便之门。《明史·职官三》记载,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显然,不管是六部进呈、由内阁票拟的章奏,或起草的诏令,上交皇帝之前,必须经过文书房的宦官;而反过来,皇帝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达于大臣,而必须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其具体运行的过程,明朝中叶的史料不够具体,但我们可以从明末记载得很详尽的史籍中,大体推知无误。据明朝宦官刘若愚所述,凡章奏由外廷送至文书房,经该房宦官登录后,交司礼监太监,司礼监太监看过后,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退回司礼监,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本,内阁票拟后再送文书房,文书房送司礼监,司礼监认为所票可行,经奏明之后,批红发出施行。如有意见,奏明发出重票。其间,司礼监太监还在章奏中做下记号,即“凡有要紧处,即钤阔一寸许白纸条,覆于本上下空纸处,用指甲捏一痕”[4]。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所有章奏,经文书房的宦官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预先知道章奏的内容,而且阁臣的票拟,需要司礼监阅后,认为可行,才送到皇帝手中。显然,司礼监对于皇帝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太监享有的批红大权,更是宦官得以窃弄权柄、恣作威福的关键。《明史·职官志序》评论此事说:“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宦官之批红,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这里的批红,毕竟还是奉皇帝之命,由宦官操刀,堂而皇之地进行的。而有明一代,不经过票拟,由宦官直接在章奏中批示的事,更是迭相发生。如正德时,大学士李东阳在奏疏中揭露刘瑾:“凡调旨撰敕,或被驳诘再三,或迳自窜改,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5]诸如此类,称做内批中旨,宦官视阁臣如草芥,也就可想而知。明末的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杨涟的《劾魏忠贤疏》说:“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让,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6]宦官的架空内阁,或者说凌驾于内阁之上,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结果只能是一个:导致朝政越来越黑暗腐败。无怪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祖罢丞相始也”[7]!
一、明朝宦官与政治(2)
明代阁臣动辄被宦官罢了官、遭迫害的事,层出不穷。如:天顺初徐有贞、李贤在宦官曹吉祥等的排陷下,均被逮下狱。正德时刘健、谢迁等因上疏列数刘瑾罪恶,都丢了官,刘健还被列为奸党之首。而天启时或因不肯附阉,或因奏劾阉党罪行被罢官及被迫引退的大臣,则有刘一、叶向高、韩、朱国祯、朱延禧等人。
另一方面,一些庸才、小人,或宦官的亲友,因投靠、谄媚宦官,则可飞黄腾达,被任命为阁臣。如:成化时万安为人软弱,品行也很差,只因对宦官李永昌的养子李泰拍马有术,故能在成化五年(1469)入阁。正德初年,吏部尚书马文升去位后,焦芳凭与司礼监太监李荣的同乡关系,在李荣的策划下,代理吏部尚书,很快便以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职入阁办事,不久又加上太子太保兼谨身殿大学士的头衔,专在内阁办事。焦芳是个卑鄙无耻之徒,每次去拜访刘瑾,口口声声喊刘瑾千岁,自称是门下,对于章奏的阅处,完全按刘瑾的意见办理。《明史·焦芳传》说他“居内阁数年,(刘)瑾浊乱海内,变乱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这里说刘瑾干的种种坏事,都是焦芳诱导的,未免有给刘瑾开脱罪责之嫌,但如果说焦芳是刘瑾的主要帮凶,那是毫无问题的。天启时的顾秉谦,原担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魏忠贤专权后,遭到言官周宗建等人的弹劾,为了牢牢把持权柄,魏忠贤采取内外勾结的办法,和外廷大臣结成死党。顾秉谦就是与魏忠贤一拍即合、率先谄附的“庸劣无耻”[8]之徒。天启三年(1623)春天,增置阁臣,魏忠贤马上将顾秉谦荐入内阁。
明中叶后,凡是能比较长久地掌握大权的大臣,其中不乏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颇有建树的人物,无不寻求宦官作靠山,只有在他们的保护伞下,才能有所作为。人称改革家的一代名相张居正,便是个典型。早在穆宗朱载即位以前,也就是还在裕王藩邸读书时,张居正便利用侍讲读的身份,与邸中宦官打得火热,并开始攀附司礼监太监李芳。朱载当上皇帝后,张居正便入阁,进一步巴结李芳。后来李芳失宠入狱,张居正也跟着一度失势。但善于分析形势的张居正,不久就与仰仗太后撑腰、权势倾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拉上关系。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满足他的奢欲,让其子张简修送到冯保家中的珍贵礼品,就有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9]。冯保花了大量钱财,给自己营建了生圹,张居正特地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高唱颂歌不已。惟其如此,在冯保的穿线搭桥下,张居正才能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将政敌高拱赶下台,坐上首相的交椅。张居正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之一,针对明王朝的种种政治、经济上的积弊,提出了整饬吏治、行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中国政治史上闪烁着耀眼的火花。但是,如果没有冯保的支持,他肯定寸步难行。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10]。这是公允之论。当然,与张居正内外呼应的宦官,决非冯保一人。与他往还的宦官,还有张宏、王臻、李用、何进、魏朝、李佑、李琦、张诚、陈政等,他们都是权势煊赫之辈。沈德符认为张居正“始终宦官”,“—切殊典,皆出中贵人手,而最后被弹,以至籍没,亦以属司礼张诚”[11]。这正是表明了张居正的命运,始终是与宦官联系在一起的。
(二) 操纵厂卫
《明史·刑法志三》谓:“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这就是说,东西厂、锦衣卫,连同廷杖——在朝中用杖毒打大臣,以及镇抚司狱——又称诏狱,是明代刑法中的特产,在中国封建专制史上前所未有[12]。所谓厂、卫,正是东西厂、锦衣卫的简称。
实际上,锦衣卫比东西厂的设置要早得多。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将仪鸾司改为锦衣卫,是皇帝亲军十二卫之一,由皇帝直接统辖。它与诸卫的不同之处,是增设了北镇抚司,将原来的镇抚司改为南镇抚司,而北镇抚司专管诏狱。所谓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过问的特种监狱。朱元璋在剪除了异己和他认为的潜在的政治对手后,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下令禁止再设诏狱,但朱棣当上皇帝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又恢复了诏狱。诏狱不仅关押###,还负责缉访京城内外的奸宄、盗贼,由锦衣卫官领所属旗校专管[13]。它肩负的使命既然如此重要,因此锦衣卫官都由勋戚都督担任。以后,直至明亡,诏狱一直存在着。
一、明朝宦官与政治(3)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成化十三年(1477),又设西厂,其后罢而复设,至成化十八年(1482)才正式撤销。但至正德元年(1506),又予以恢复;刘瑾专权,还设立内行厂。万历时,又建内厂。正可谓五花八门,但它的使命是始终如一的:“缉访谋逆妖言大逆等”,和锦衣卫相同。但是,东厂与锦衣卫的重大区别在于,东厂由皇帝心目中最可靠的心腹宦官担任提督,通常都是以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派充;也正是由于和皇帝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威权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厂的组织是,由掌印太监一员统领,其属称之曰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一般宦官外出公干,所持印信并无“钦差”二字,仅称内官、内臣而已,而东厂关防“特称太监”,以示威重[14]。下属无专官,但有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又称贴刑,都是卫官。又有掌班、领班、司房四十余名及十二颗管事。役长叫档头,戴尖帽,穿青色的素旋褶,系小绦,白皮靴,专门负责伺察,有百多名。手下有番子千余人为干事。
在组织形式上,厂与卫是两个系统,但关系极为密切。且不论他们直接的顶头上司都是皇帝,俨然是一个猎人手牵两条猎狗。东厂的具体办事人员,“悉取给于卫,最轻黠巧者乃拨充之”[15];而锦衣卫官,则常常由掌握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如英宗正统时王振为司礼太监,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即其私党,可谓政出一门。虽然他们之间也会有矛盾倾轧,皇帝的信任程度,有时也会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明中叶后,随着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锦衣卫依附于厂,厂权大于卫权。清初查慎行曾谓:“二百年阁臣与卫皆厂之私人,卫附厂以尊,而阁又附卫以重。”[16]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明正统时宦官马顺牙牌东厂侦察访缉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皇帝外,上自王府、官府,下至民间,任何人都是他们的侦察对象。每个月月初,厂役数百人分头侦伺官府,记录会审情况,如口供、拶打数目之类,称为“听记”,而在其他官府及京城、皇城各门侦缉来的情况,叫“坐记”,由胥吏整理成文,上报于厂,称“打事件”。《明史·刑法三》记载,由于东厂能直接通天,他们整理的情况即使在夜晚也可以从宫门的门缝中塞进去,有专门的宦官送给皇帝参阅。这些小报告无所不录,包括百姓的米盐琐事,都予以记录,因此从官府到民间,人心惶惶,“无不畏打事件者”。东厂的特务,还和流氓无赖相勾结,利用这些社会渣滓,作为打手。这批亡命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