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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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63］。皇帝被神化，只能导致君臣隔阂，到宪宗、孝宗时，皇帝与大臣“竟以面对为可怪，一逢召对，遂有手足茫茫之感”［64］。最典型的例子是，宪宗成化七年（1471），有次召见时，群臣“皆同声呼万岁，叩头”［65］而已。明中叶后，某些大臣陛见时，简直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神宗皇帝有次召见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商议张差闯宫的案件，方德清只知连连叩头，吴崇仁“则口噤不复出声，及上怒，……崇仁惊怖”，竟然吓得昏死过去，“乃至便液并下”，“如一土偶，数日而视听始复”［66］。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遂使皇帝将宦官倚为心腹，为阉人专权，打开方便之门。
　　历代封建王朝，都逃不出这条规律：随着政治局面的稳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作为全国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消费欲越来越大。因此，几乎每一个王朝中叶的帝王，无不以比起乃祖乃兄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胃口，肆意追求消费，吮吸民脂民膏，力图穷极人间天上最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明王朝也不例外，明中叶后的皇帝，特别是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更是醉生梦死，荒淫无耻。以朱翊钧而论，成天耽于酒、色、财、气，“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67］。既然二十年不坐朝，也不召见大臣，那么，必须由“宸躬独断”、皇帝料理的国家大事，由身不离左右的宦官代为料理，也就势必不可避免，久而久之，“乃称肺腑矣”［68］，宦官手中的权力便越来越大。稽诸史籍，真是历历可数：朱厚照喜欢喝酒，宦官便投其所好，“利其醉，不时进觞，遂日酣酗，不及亲政”［69］　。刘瑾每次奏事，专挑皇帝被杂伎逗得乐不可支的时候，这样，他一奏事，皇帝便说：你干什么，这样麻烦我。因此刘瑾便趁机自作主张，处理大事。魏忠贤奏事，则选择天启皇帝朱由校“引绳削墨”，摆弄木工工具，玩得最起劲的时候。这一来，形同顽童的朱由校，便十分讨厌，荒唐地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是以恣威福惟己意。”惟其如此，明中叶后司礼监的宦官才掌握了“照阁票批朱”的大权，使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居内阁上”，“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宦官）”，内阁大权旁落，无所作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70］，真是荒唐。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其实，这些阁老、尚书，并非都是草包，关键正是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已被转移到宦官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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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2）
但是，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他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皇权的一种特殊使用形式而已。“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71］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作为后盾，或者假传圣旨，也就是“矫旨”行事，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出身流氓、无赖的魏忠贤之流，即使再狡猾，威福也是作不到宫门之外的。因此，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他们自己的命运，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走狗不走、需要另换走狗，或者觉察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立即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王世贞说得好：“即狼戾如（王）振、（刘）瑾者，（皇帝）一（即皱眉头）而忧，再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72］以刘瑾而论，虽被军民称为“站的皇帝”［73］，权倾朝野，威风赫赫，但最后武宗一翻脸，刘瑾就被凌迟处死。这就是宦官的下场！透过刘瑾被杀千刀时以及刘瑾、魏忠贤之流屠戮臣民时的阵阵血腥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宦官专权的祸首，是皇权，是浸透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
　　但是，“一瑾死，百瑾生”［74］。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制度依旧，宦官得以孳生的条件便继续存在。因此，杀了刘瑾，曾几何时，又出了个魏忠贤，其作恶时间之长、危害之大，都超过了刘瑾。等到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上台后猛砍三斧头，除掉魏忠贤，并将与魏忠贤狼狈为奸的阉党管家婆客氏鞭死，焚尸扬灰。但又曾几何时，崇祯帝对宦官的信任，又超过了乃兄、乃父、乃祖，直到李自成的农陪同崇祯皇帝一起吊死煤山殉国的太监王承恩墓
　　民军打进北京城时，还与跟他形影不离的司礼秉笔太监王承恩相对无言，一起吊死煤山。这就充分表明，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无法根除的积弊，中国地主阶级发展到明朝，已进入没落、腐朽的历史阶段，更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铲除这种积弊。注释：
　　［1］　岳鸿举：　《明代杂事诗》。
　　［2］　吴应箕：　《剥复录》。
　　［3］　龙文彬：　《明会要》卷三九。
　　［4］　顾炎武：　《日知录》卷五《阉人寺人》。
　　［5］　［7］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奄宦下》。
　　［6］　［11］鲁迅：　《娘儿们也不行》。
　　［8］　仲长统：　《昌言》。
　　［9］　《后汉书·宦者列传》。
　　［10］　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五《宦官之害民》。
　　［12］　［72］王世贞：　《弇州史料》卷一一。
　　［13］　《御制大诰续编》第七五《市民不许为吏卒》。
　　［14］　《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15］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二。
　　［16］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
　　［17］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
　　［18］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六。
　　［19］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20］　《明太祖钦录》页七四。台北，《故宫图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21］　同上，页八五。
　　［22］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九。
　　［23］　《明太祖实录》卷二○八。
　　［24］　台北，《故宫书画录》卷七，页八五。
　　［25］　［48］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
　　［26］　《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27］　张志淳：　《南园漫录》卷四。
　　［28］　孙珮编：　《苏州织造局志》卷二。
　　［29］　徐学聚：　《国朝典汇》卷一九七《织造》。
　　［30］　《国朝典汇》卷二○○《市舶》。
　　［31］　谭希思：　《明大政纂要》卷一四。
　　［32］　《明大政纂要》卷一七。
　　　。。

四、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3）
［33］　祝允明：　《志怪录·周七郎》。
　　［34］　杨循吉：　《吴中故语》。
　　［35］　《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36］　钱谦益：　《列朝诗集》乾集，上。
　　［37］　叶盛：　《水东日记》。
　　［38］　《皇明诏令》卷九《诛袁琦敕》。
　　［39］　《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40］　《明通鉴》卷六七。
　　［41］　王誉昌，《崇祯宫词》。
　　［42］［60］　周同谷：　《霜猨集》。
　　［43］　余金：　《熙朝新语》卷四。
　　［44］　刘若愚：　《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职掌》；《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45］　谈迁：　《国榷》卷三七。
　　［46］　杨涟：　《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47］　《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49］　薛冈：　《天爵堂文集》卷一九《丑寅闻见志》。
　　［50］　燕客具草：　《诏狱惨言》。
　　［51］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动与先驱》。
　　［52］　《明通鉴》卷三四。
　　［53］　徐咸：　《西园杂记》卷下。
　　［54］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55］　《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56］　《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57］　《明臣奏议》卷三三。
　　［58］　李实：　《北使录》。
　　［59］　侯方域：　《四忆堂诗集》卷二。
　　［61］　董谷：　《碧里杂存》。
　　［62］　石天基：　《传家宝》卷四。
　　［63］　参阅王春瑜：　《说“天地君亲师”》。《新时期》1981年第二期。
　　［64］　陈登原：　《国史旧闻》第三分册，第二五九页。
　　［65］　吕毖：　《明朝小史》卷九。
　　［66］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一《召对》。
　　［67］　《明史》卷二三○《马孟桢传》。
　　［68］　《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69］　谈迁：　《国榷》卷五一。
　　［70］　王世贞：　《觚不觚录》。
　　［71］　《万历野获编》卷七《内阁密揭》。
　　［73］　谢：　《后鉴录》。
　　［74］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一、明朝宦官与政治（1）
宦官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件事：一、架空内阁；二、操纵厂卫。
　　（一）　架空内阁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仍然继承元朝的政治体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分管全国的政治、军事、监察。中书省最为重要，由官居一品的左、右丞相总理国政，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大都督府的左、右大都督，也是正一品官，平时训练军队，战时统帅军队，领导京城及全国各地的卫所。御史台的左、右御史大夫，是从一品官，负责监察各机关衙门，肃清纲纪，领导御史中丞以下各级御史。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
　　这种制度的重要特点是，中央的中书省及地方的行中书省都是大权在握。特别是中书省，掌握大部分政治权力。当时的百官奏章，都是由丞相先加以综合整理，然后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签署意见，再请朱元璋裁定施行。所以一心想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最高权力于一身，以强化封建专制，使家天下永保永享的朱元璋，很快就不满意这种丞相权力过大，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都能独持权柄的政治机制。他认为元朝灭亡的教训之一，便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1］；并歪曲秦王朝以来的历史，说历朝设宰相，都是没有以秦亡为鉴，“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2］。因此，他瞄准宰相的权力，逐步开刀。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命李善长、李文忠凌驾于中书省等机构之上。次年又下令，臣下奏事不需要经过中书省，使丞相有职无权，徒有其名。而到洪武十三年（1380），干脆罗织阴谋政变的罪名，将宰相胡惟庸问斩。从此废中书省，罢丞相，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大都督府分解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加上大理寺、通政司，并称为九卿，由朱元璋直接指挥。
　　朱元璋罢废丞相后，很快便感到自己不胜其劳。似雪片而来的奏疏，只能由他自己亲自处理。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为例，从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3］，平均每天奏札207件，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