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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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避讳，禁用“天”字
我国古代的避讳由来已久，《左传》中即有“周人以讳事神”的记载。但先秦时期，避讳的限制还比较宽，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避讳越来越严，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闹出种种笑话，更在史书文献中埋下无数钉子，造成封建文化中纯属多余的繁复化。明代宦官的宣扬避讳，可谓不遗余力。天启皇帝的名字叫朱由校，“油” “由”同音，宦官在宫中遂改称所用油为“芝麻水”，油漆作为漆作［219］。刘瑾强令别人对他的名字避讳，谁直呼其名，就是犯下大不敬罪。尤为荒谬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天道观，使之更神秘化，刘瑾擅权时，“禁臣民不许用天等字为名”，如郎中方天雨，只能叫方雨，参议仉天民，只好改名仉民，御史刘天和，更名刘和。刘瑾垮台后，“禁废，近有诏，人复其旧名矣”［220］。可笑的是，刘瑾被杀后，当时有人发表小评论说：“瑾以逆诛，无天之罪，其兆如是乎”［221］，以为刘瑾目中无天，终遭败亡，这对天命论的忠实信徒刘瑾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2）
利用《水浒》，制造冤案
时至明末，《水浒》已经风行天下。它的作者施耐庵做梦也不会想到，《水浒》在晚明阉党的手中，竟成了造舆论、搞阴谋、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魏忠贤一巴掌将他的政敌杨涟、左光斗等人打下去后，其忠实打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魏广微，手写了一个名单，将黄克赞、霍维华等五六十名紧跟阉党的小人，“目为正人”；又将韩、缪昌期等100多名反对阉党的正直之士，“目为邪党”，转送魏忠贤，对前者重用，后者黜陟。他还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将东林人士的名单悉数列入。在阉党的鼓噪声中，浙江归安的一个唯恐巴结不上魏忠贤之流宦官的奸徒韩敬，根据《东林点将录》，将《水浒》中108将的诨号，一一按到东林人士的头上，“邮致都门，按籍搜索，于是诸贤受祸，无一人遗漏矣”［222］。限于篇幅，这里仅节录《东林点将录》的部分内容，以见一斑：
开山元帅： 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地劣星、活阎婆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223］。
如此点将录，真是荒谬绝伦。在魏忠贤一伙看来，东林党人既然与《水浒》挂起钩来，一个个成了天罡地煞，造反强徒，当然就更应该有理由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打倒了。这不仅对《水浒》是个严重的丑化，歪曲，更开创了利用《水浒》，搞政治阴谋、制造冤案的恶劣先例。
迫害史官，篡改历史
《历代通鉴纂要》，简称《通鉴纂要》，共九十二卷，弘治中由李东阳等编纂，武宗称帝后编完。据《明史·刘瑾传》记载，此书编成后，刘瑾无端诬陷各翰林纂修官抄写不恭谨，统统都给予了谴责。《孝宗实录》编成后，刘瑾憎恨史官们从来不巴结自己，把吴一鹏、徐穆、顾清、汪俊、贾咏等十六人，都贬到南京的六部去。魏忠贤对史官的迫害，比起刘瑾有过之无不及。例如，编修公鼐，为人正直，天启时曾任实录副总裁，要求编纂实录时如实写上光宗的事迹，遭到拒绝，后被魏忠贤之流“尽力击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224］。又如缪昌期，万历进士，参加过纂修两朝实录。当杨涟劾魏忠贤24条大罪的奏疏传开后，有人传言此疏是缪昌期起草的，魏忠贤闻之大怒，从此对他恨之入骨。先是迫使他落职闲住，至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借汪文言冤案的牵连，将他逮捕，下诏狱，“五毒备至”［225］，害死于狱中。魏忠贤更令阉党骨干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领衔编纂《三朝要典》。此书共24卷，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谕旨、奏疏、档册，加上别有用心的按语，编纂而成，对东林党人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历史的是非，完全迎合了魏忠贤专权的政治需要。其恶劣影响，当时的史家曾慨乎言之，从此“则正史去籍，而伪史行矣”［226］。在魏忠贤等的把持下，实录也被篡改。崇祯初，修撰文震孟因纂修《熹宗实录》，取出《光宗实录》副本校对，发现《光宗实录》错误百出，最荒谬的是，对天启的册立及梃击、红丸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按《三朝要典》的口径写的。究其实，《光宗实录》在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六日修成后进呈，但至天启六年（1626），阉党崔呈修等诬“实录非实，请旨重修”，遂将实录加以篡改，并在一年后，即崇祯元年（1628）二月十七日进呈，收藏于皇史。以致文震孟看到后，在奏疏中大声疾呼，要求崇祯帝“敕史官逐一改正”，“庶千古之是非不悖”［227］。显然，宦官专权横行日，即是史学遭殃时。当史学成了魏忠贤之流搞权术、耍阴谋的工具，史学也就被糟蹋得面貌全非了。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宦官的把持下，一些文人给宦官谀墓成风，隐恶扬善，歪曲了历史真相。明中叶后，墓志铭、碑碣风行一时，碑文中不时弄假，粉饰死者。甚至拉名人立传、题字，藉以自重。时人即曾指出：“近世凡墓志铭及碑碣之类，必加书撰人，并篆盖题额者于前，至往往假显者之名以夸于人，此甚可笑。”［228］宦官有权有势，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就北京地区现存的宦官碑刻实物和拓片来看，数量还很不少。这些碑文，绝大多数是肉麻地吹捧宦官的。什么“达生知命，无愧天民”（《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生顺死安，名垂亿世”（《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一个个成了完人。甚至像王振那样犯下严重罪行的大宦官，被乱兵杀死于土木堡后，学士钱溥给他撰写的墓志铭，竟“称其忠烈”，时人陆式斋在诗中愤然抨击道：“王阉素称慧，轻生忍如此。史官忠烈铭，千载孰非是！”［229］如此颠倒是非的碑版史学，只能是遗害后世的伪史学。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3）
奴性抬头，阳刚委顿
宦官专权，毒化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孳生出一大批奴性十足的马屁精、软骨虫，他们对宦官的祸国殃民，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刘瑾专权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纸价顿十数倍。虽元臣宿将，必曰晚生，曰门下生，而称瑾则有恩府、恩主，千岁公公之语。”［230］松江人朱恩，是刘瑾的老相识，在短时期内，被刘瑾从河南按察使提拔为南京侍郎、尚书。朱恩感恩戴德，凡是写给刘瑾的拜帖，下款都不写“拜上”，而写“顶上”［231］，意思是自己正跪在地上，头顶拜帖，真是肉麻之至。文武大臣们对刘瑾叩拜的热诚，甚至超过了对皇帝的忠诚。时人曾载谓：“当大贺之时，适瑾有私家之庆，公卿百执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则济济罔缺焉。”［232］国家大臣，向阉人屈膝，本身已属荒谬，而明朝要员，向宦官跪拜者却争先恐后，越来越多。对此，王世贞曾慨乎言之：“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233］有些人还舞文弄墨，给刘瑾高唱赞美诗。如身为阁老的李梦阳，竟然为刘瑾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修建的玄明宫作碑记，“颂其功勋”，李空同在诗中感慨万千地说：“峨碑照辉颂何事，一谀死后一谀生！”［234］而至魏忠贤时期，更是一谀死后万谀生，生祠遍天下，“迎像行九拜礼，称呼用九千岁，或九千九百九十岁……一时天下如狂，廉耻节义扫地，至此已极矣”［235］。茅元仪把刘瑾时期、魏忠贤时期大臣的表现，作了对比，感慨地说：“国之大臣，原当尽言，况督抚都御史本风纪之司乎。余幼时曾见李三才极论天下事，取怒神祖，今不闻矣。王岳为刘瑾所逐死，山东巡抚朱钦极言之，瑾亦罚米三百石而已。今竟忠贤之世，巡抚唯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