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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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出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部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部队调进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口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子，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慰朕怀。”
按：上引孔传，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出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口，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交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入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入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清军入关，贰臣立功（2）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奸民伏匿为言，复罢。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口，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这是痛惜海运之废。当初的运道，自江苏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顺，总计一千一百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北对峙，中间以一连串的大小岛屿，如链之联，并以区分为黄海与渤海。所谓“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链”之西的渤海为内海，而之东的黄海为外海。是故外舰一入渤海，即成内犯。清末李鸿章经营旅顺港，在国防的观点上，绝对正确，无奈亦是“修举无术”。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大凌河失守，则金州卫不保，旅顺落入敌手，直接威胁“片帆可达”的登州，所以孙元化不但在行政区分上有赴援的义务，在守土责任上亦有预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可从“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一语中去体会；大海茫茫，不循运道，自取航向，不说当时船舶设备之简陋，就是现代的战舰，亦不能贸然从事。
自旅顺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属下二十五卫之一的海州卫，即今辽宁海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海州卫所属“梁房口关”云：“卫西南七十里，又东南九十里，即盖州也。海运之舟由旅顺口达者，于此入于辽河。”然则为今之营口无疑。又记辽河云：“在卫西南五十五里，自辽阳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谓之三岔河。”是则三岔河即自辽阳入海的最后一段辽河。凡大川，上下游异名者，无足为奇；辽水自塞外迤逦南来，经铁岭、沈阳而至辽阳西南牛家庄驿（今牛庄）附近，纳太子河、浑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为三岔河得名的由来。
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沈岭指抚顺关口的薄刀山而言。开元即开源。河东者，辽河以东之谓。辽东二十五卫，十一卫在辽河以西，即广宁及中左右共四卫，又前后中左右五屯卫，加义州、宁远两卫；十四卫在河东，即定辽前后中左右五卫，加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沈阳、铁岭、安东、三万等九卫。定辽五卫及东宁卫，均在辽阳附近，大致南满铁路自开源（安东卫）以下两侧之地皆是。当时精华所在，则为金、复、海、盖四卫，“并称沃饶，为之根本”。至于“三万卫”，顾祖禹赞之谓“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又记其四至谓“南至铁岭卫百二十里”，又谓安东卫在“三万卫治西南”，安东卫治开源，是则三万卫应在开源东北，而南距铁岭百二十里，夷考其地，应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郑家屯，今为辽源，应为三万卫治北界，亦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北境之限，因为东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在当时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辽河以西十一卫军食，除屯垦自给以外，不足之数可由关内补给，或由海道运粮至觉华岛屯储。辽河以东十四卫，则以辽河两岸泥淖三百余里，称为“辽泽”，水势涨落不定，大规模的船运极其困难，隋炀帝、唐太宗伐高丽，皆搭浮桥或以车为桥梁。因此河东乏食，难望河西接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大水，辽督王忬（王世贞之父）请开海禁，以苏辽困；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以海禁一开，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请复禁。此所以顾祖禹有“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叹。如河东十四卫得因足食而不撤，则建州三卫，岂得猖狂？此亦清兴明衰之一大关键。
现在回头再谈孔有德。他与耿仲明降清为天聪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见太宗，已见前引孔传。就在这个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何以早不问，迟不问，问在此时？即因从孔有德处获得两大助力，太宗始有决定战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谈不到征朝鲜。
清军入关，贰臣立功（3）
这两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骑射称雄，并无水师。天聪元年阿敏与岳托、济尔哈朗征朝鲜，其王李倧请和，阿敏不肯，而岳托与济尔哈朗密议，以和为宜，阿敏终被说服，原因即在清军无战舰，亦不习水师。如皮岛明军与朝鲜水陆夹击，断其归路，清军岂能幸免？现在有孔有德带来的战舰，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孔有德一军，旗帜虽以白镶皂，为镶白旗汉军，而号为“天佑军”，明白表示天助其成之感。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获知旅顺的虚实。在此以前，清军最多只攻到牛庄，不敢再深入。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后，未几即随岳托征旅顺，大获全胜，因而导致尚可喜来降，《清史列传》本传：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于楼子山。崇祯初，可喜为广鹿岛副将，值皮岛兵乱，总兵黄龙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岛斩乱者，龙镇岛如故。及龙以旅顺之战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诬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岛。舟发广鹿，风大作，不克进；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侦得其情，叹曰：“吾家世捐躯报国，媢嫉者反欲挤之死地耶？”遂还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纳款，时天聪七年十二月也。上遣使赍貂皮赉之。
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将二，合众数千户，携军器辎重，航海来归；命安楫于海城，赡给糗粮牲畜，并以我兵征旅顺时所获可喜亲党二十七人与之。四月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兵”。
尚可喜及孔有德、耿仲明皆从征朝鲜，朝鲜既降，转攻皮岛，《清史列传？英亲王阿济格传》：
（崇德元年）十二月上征朝鲜，令驻守牛庄。二年三月以贝子硕托等攻皮岛，久未下，命引兵（一）千往助，四月至军，令都统萨穆什哈率护军前进；都统阿山等率锐卒，乘小舟，疾攻西北隅；兵部承政车尔格督八旗及汉军、朝鲜等兵，乘巨舰逼其城；都统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从北隅督战。敌不能支，遂克皮岛，斩总兵沈世魁，败诸路来援之兵，俘户三千有奇，船七十，赀畜无算。
此所谓“汉军”，即指天佑、天助两军。尚可喜因与沈世魁积怨，尤为卖力。其时孔、耿、尚均已封王：孔为恭顺王、耿为怀顺王、尚为智顺王。
皮岛既克，清朝在关外已无敌人，可以全力攻明。太宗善用降将，而最重者为祖大寿，打算着到与明朝全力周旋时才用他；此时便是时候了。《贰臣传》本传：
崇德元年，上授大凌河降将世成、泽润（以侄而嗣为大寿长子）三等子，泽洪（大寿第三子）、可法（大寿养子）一等男，皆任参政。二年以蒙古输诚、朝鲜底定、廓清皮岛诸捷音敕示大寿，使密陈征明之策。大寿又不报。
祖大寿不但不理，而且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伐明时，在关外力御清兵。崇德三年之出师，为六次侵明中的第五次，但实际上为正式征明的第一次，《清鉴纲目》：
崇德三年八月，清师再举，太宗自率大兵向山海关，而令睿亲王多尔衮，由密云县北，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