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的冬,热的雪-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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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珍贵,只有最亲近的人来了才拿出来招待。中午就在他叔叔家吃的饭,一个人一碗面条,面条上还有块鸡肉,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年,又黑又硬又咸,咬也咬不烂,但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吃,剩在碗里那多不好看。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它吃掉。我们吃完饭,他叔叔把碗拿走了,脸色也不好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下午我们就走了,出了村,李德生对我说:“今天回家,咱们办了件丢人事!”我还以为是群众纪律出了问题,我们来时何政委也嘱咐过我,到了首长家,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要给老乡留下好印象。所以我对李德生说:“首长,你放心,出村时,我都去检查了,喂马的稻子也付过钱了,也给老乡家的缸挑满了水,地也扫了。”李德生说:“不是这个事,我是说咱们吃饭,吃面条时,面条可以吃,但肉不能吃。老乡家里穷,来客人了,要面子,在上面放块肉,客人也知道,一般都不吃。这次不吃,下次可以再用,我也忘了这事,咱们这一吃,以后你让他再到哪里弄块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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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3)
听得我一阵心酸,眼泪差点就要出来了,忙把脸扭向一边,揉了揉眼,说:“这风真大。”其实,那天哪里有风啊!
家在大别山的老红军,离开家乡近20年了,大多数都是十几岁就跟着红军走了,道路、村庄变化都很大,原先也许很富的地方,有的已经很穷了。破破烂烂的,有的甚至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都不知道。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回忆说:
有一天,我们到了黄安,住在一个村子里,部队没吃的,也没钱了,我看政委李少清饿得不行,就跑到一家磨豆腐的老乡家说:“我们是八路军,现在没吃的了,能不能搞些豆腐渣给我们?”老乡给了我一大瓢,我忙拿回去,也没盐,就用锅煮煮给李少清吃了。李少清狼吞虎咽地吃完,说道:“好吃好吃,在哪里搞的?”我说:“是老乡给的。”李少清笑呵呵地说:“我家从前也是磨豆腐的,咱们去看看。”到了老乡家,看着那破破烂烂的房子,李少清愣了一下:“这不是我家吗?”说着就跑了进去,进去一问,果然就是他们家,这个老乡就是他弟弟,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六纵十六旅旅长尤太忠路过家门时和这种情况也差不多。有次部队行军,路过一个村庄,尤太忠也没在意,他骑着马在田埂上走,田里一个老乡看着他,忽然拿着锄头,冲着尤太忠跑了过来。警卫员都吃了一惊,忙上前抱着了他,他边挣扎边喊:“尤麻子,尤麻子,你不认识我了!”尤太忠一看,是他当红军时的老战友,忙跳下马,一把抓住他的手问长问短,原来他在长征时负了伤,一路乞讨又回到了老家务农。部队要赶着行军,尤太忠只好给他留了一些香烟、一床被子就走了。
尤太忠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家门口。
但家门也不好进,大别山是革命老区,也是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敌情十分复杂。当年六纵十六旅的战士赵魁华回忆说:
我们到大别山后,实际上很艰苦,不像后来电影中说的那样很受欢迎。首长想回老家看看,怕敌人报复,也是晚上偷偷地回去的,还不让家里人出去乱讲。有个电影上说有个首长是白天回去的,还给乡亲鞠躬什么的,都是瞎编的。那时谁敢这样啊,那可是要亲人的命的。也不是怕国民党正规军,它不管这事,再说,军队还讲个纪律什么的,它也不敢乱来。主要是怕地方上那些土匪什么的,他们可没那么多条条框框,说杀人就杀人。
尤太忠夜里偷偷回家,看到家里很穷,就把自己的被子留给了亲人。但据说没过多久,部队再次经过他家时,那床被子已经被国民党扶持起来的“小保队”(土顽武装)抢走了。
刚进大别山,指战员们遇到红军亲属的事情数不胜数。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杨锦华回忆说:
我们到了光山的九里坪附近,有一天部队经过一个村子,叫鲍家湾,村里人大多数都姓鲍,但谁都没和纵队副政委鲍先志联系起来。村里老乡看到解放军,都躲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触。但政治处住的那一家,男主人不但不躲,还把家里的糍粑拿出来,很热情地招待大家,没事时进进出出的,有时还伸着脖子往屋里瞧。我甚至有点怀疑他是国民党的特务了,我给政治处主任苗兴华讲了这事,苗兴华给我使了个眼色:“你去看看。”我刚出去,这个男的就主动过来搭话,问我:“你们真是红军?”我说:“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打回来了!有几十万呢!”我本来是想吓吓他,谁知他反而显得很高兴,对我说:“我哥和你们一样,也是个红军,他走二十年了,也没消息,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活着。”我忙问他:“你哥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鲍先志。”我吃了一惊,鲍先志不就是我们纵队的副政委吗?我忙把他叫到屋里,给苗兴华讲了,苗兴华也很高兴,对他说:“你放心,你哥不但还活着,还在我们部队当了大官,比我们的官大得多!”鲍先志的弟弟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又跑进里屋,把家里所有糍粑都拿出来,非要部队都拿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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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4)
当年在大别山还流传着三纵司令员陈锡联会见了母亲的故事,跟随三纵一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女作家曾克,在《挺进大别山》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
……在新田铺一家作为司令部的堂间里,像平日一样紧张而严肃。电话耳机一直离不开赵参谋处长的手。忽然,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并且立刻叫陈司令说:
“快来,你的好消息,你兄弟叫六纵队找去当向导了。”
陈司令员把眼睛离开了地图一下,没有当成一回事情地笑了笑,又和阎副政委把注意力集中在部署的研究上去了。
赵参谋处长听完了来话,把耳机放下,跑过去拉着陈司令员又说:
“嗯,不是给你开玩笑,老太太今天就来看你了。”
这时,司令部人们的注意力,才开始集中在这个突然得到的,令人惊喜的消息上。赵参谋处长把在电话上听到的情形,讲给大家听:六纵队昨夜行军,找到一个青年人做向导,这个青年人在带了几站路后,要求回去,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六十三岁的老母亲,哥哥当红军走了20年。战士们就向他询问哥哥的姓名,当青年人一说出陈锡联的时候,很快就被带到司令部……
当天上午,一辆手推车停在司令部的门前了。警卫员把一位穿着蓝色新衣衫,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老太太迎进屋里……
原来,陈锡联的母亲在他走后,到处讨着要饭找了陈锡联好几年,老人得不到他的音信,许多人都说陈锡联已经牺牲了,但她不信。前些年,听人说,光山、潢川来了红军,她又要着饭去找,差点病死在路上。
陈锡联流着泪听着母亲讲着往事,安慰着母亲。但母子两人也只是在一起呆了一天,三纵要行军了,只能把老太太再留下来。陈锡联把自己的毛毯、被子送给了老人,强忍心中悲痛,带着部队走了。部队一直到转出大别山,他再也没能见到母亲一面。
也有人说,六纵转出了大别山,在攻打襄阳时又见到了陈锡联的母亲。当时部队包围了襄阳,在城西北角见到了一个讨饭的老人,到处在打听“陈锡联”。战士们赶紧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原来老人在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小保队”疯狂迫害红军、解放军家属,老人只得又被迫出门讨饭,一路上找着儿子,听到哪里打仗了,别人跑还来不及,她偏偏还要往那里赶,等到她赶到了,部队已经走了。追了几个月,终于又在襄阳遇到了六纵,六纵实际上也没什么办法,安慰了一下老人,留下了一些粮食和银元就又走了。这件事1950年在战士们学文化时读到曾克的《挺进大别山》一文时,广泛流传着。
三纵副司令员郑国仲也回了趟老家。他的老家在麻城白果镇西北方的郑家塘,郑国仲参加红军离开家乡已经20年了,到了郑家塘时,已经是黄昏了,村庄变化很大,他几乎认不出来了。这20年里,他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再也没有听到老家的任何音信,他不敢肯定自己走了这么多年,家里还有没有人,所以他按印象先找到了自己婶娘的家。屋门外站着一个头发全白、穿着破烂不堪的老太太,郑国仲看了一眼,没有认出来她是谁。他印象中这是婶娘的家,万万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他自己的家,站在屋外的老太太就是他母亲。他母亲也没有认出他,村庄里住上了解放军,老太太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对这支陌生的大军充满了疑惑,解放军到了家里,她就赶紧走到了屋外。她看了一眼郑国仲,忙又慌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边。郑国仲走进屋里,这里已经住下了别的部队,他七十多岁的父亲正坐在屋角里,两腿中间夹着一个火炉,低着头烤着火。他和其他乡亲一样,对陌生的解放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态度既客气又透着冷淡,轻易不会主动过来搭话。郑国仲仔细地看了看他,没有认出来这是自己的父亲。20年的变化太大了。他主动过去问他:“老板,这是哪个的家啊?”
他父亲抬头看他一眼,充满了戒心说:“这是我的家啊。”
回家(5)
郑国仲看看他,这个老人自己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他又看看四周,这里既熟悉又陌生,应该是自己的婶娘家啊。于是,他说:“这不是你的家。”
老人的戒心变成了惊惧,他瞪大了眼睛问他:“这怎么不是我的家了?”
郑国仲很肯定地说:“这不是你的家,你认识不认识我?”
老人看了看他,郑国仲取下了军帽,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他最后却摇了摇头。
郑国仲又看了看四周,有点疑惑地说:“这应该是长庆的家啊。”长庆是他的伯父。
老人愣了一下,抬头看着郑国仲,惊惧变成了好奇,态度也和缓了:“是的,这是长庆的家。你是谁?”
郑国仲的乳名叫“祖福”,他忙说:“我是祖福。”
老人看了看他,目光又冷了下来。他不相信是自己的儿子回家了,儿子当了红军走了以后,一直没消息,刚开始那几年,他还盼着儿子能突然回到家里,5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老人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现在郑国仲站在了他面前,但穿的衣服不是当年红军穿的衣服,老人认为这不是红军的队伍,别人给他解释,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但村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还以为是坏人在打他主意,试探他的,就重重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不吭声了。
郑国仲知道这是老人不相信自己,但他肯定了一点,这个老人即使不是自己的亲人,也是村里的乡亲,并且也应该认识他。他就在老人对面坐了下来,详细地讲了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自己家里的情况。听着听着,老人呼地站了起来,抓住了他的肩膀,一下子哭了:“祖福,你真的是祖福,你可回来了……”
屋外的母亲也听清楚了,急忙跑进来,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哭起来了。郑国仲扑通地给父母跪了下来,两行热泪流了出来……
伯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