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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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荣见部队距武昌只有三里路，便派人呼唤城内的守军，再次邀他们夹击太平军。无奈城内兵力单薄，缺乏战斗力，而常大淳为人过于谨慎，还是不敢出兵。恰值天气寒冷，又下大雨，淋湿了火药，向荣便收兵回营。常大淳失去了最后一次为武昌解围的机会。
太平军在长沙攻坚时积累了经验，决定在武昌城下如法炮制，挖地道轰炸城墙。这一次，他们看准了江边的文昌门。1月12日，林凤翔在李开芳的配合下，带领先遣队挖掘一丈多长的地道，在城根埋下地雷。
守城的清军把管子埋在地下，把耳朵凑到管口谛听，隐隐约约听到挖掘的声响，请求从城内挖地道灌水，淹没城外的地道，常大淳没有批准。
当天，地雷爆发，城墙坍塌，太平军攻上城墙。太平军的旗帜还没飘上城头，城内守军和城外的援军就望风而逃，都躲进了武昌附近的城镇。太平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占了湖北省城。
清军防守武昌，大不同于防守长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昌城内没有聚集懂得军事的人才，也没有一支骁勇善战的楚军。六十岁的常大淳也是湖南人，但他年事已高，遇事犹疑不决，以致丢失城池，自己投井自尽，家人十几口也跟着丧命。清廷官员都把武昌的失守归咎于他，后来的人谈起这件事，都摇头叹息，为他感到遗憾。
太平军进入武昌，杀死了布政使梁星垣和按察使瑞元以下的高层官员。江夏县的知县绣麟持矛巷战，奋力搏斗而死。王定安的《湘军记》记载，武昌的绅民妇女，几十万人悬梁投水，死人之多，为两百年所未闻。
太平军攻占武昌，湖南大为震动。自从太平军离开湖南进入湖北之后，各路增援湖南的清军，都跟随太平军北上。长沙的守军只剩下四千名，其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就是江忠源的楚军。巡抚张亮基听说湘乡人罗泽南和王錱两位书生，把团练办得有声有色，便命令他们各自招募一营湘勇，准备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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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岁的王錱是个很有主意的人，他为湘乡团勇制定的营制，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在后来通过实战的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编练制度。这种营制，后来基本上为曾国藩的湘军所沿用。
湘勇以队为基本单位。一般十二人为一队，有抬枪的队人数多两名，十四人为一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伍长一名，副伍长一名，另设炊事员一名，散勇和抬枪队员十名。八十五人为一哨，设正哨长一名，副哨长一名。哨长管旗，有四名勇丁保护。副哨长持令旗，执斩首刀一把。护勇二名，兼击鼓吹喇叭。五百人为一个营。每营设四个哨，另外有中军侍勇壮勇游勇各二队。都是十二人为一个队，由营官管辖。一营设三十名长夫。
湘勇的武器，主要以冷兵器和热兵器交替使用。这些兵器包括：普通刀矛，耙叉，长刀，七尺矛，腰刀，火罐，火箭喷筒，神鞭，抬枪，鸟枪，劈山炮，藤牌，短枪，弓箭，三眼号炮。
打仗肯定有伤亡，所以每哨配备了一名整容师和一名缝衣师，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治伤治病的医生，发药卖药的药师，炊事员及铜工木工诸色人等，由营官统一配置管辖。每队配备两袈帐篷，供宿营使用。
湘乡团勇的号衣都是蓝色镶边，按旗人镶边的式样。衣服有四粒扣子，号铺用白布印字，中书“湘勇”二字，上注营号，左旁注哨号，右旁注队号，下注姓名。每个勇丁都有一副腰牌，上书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还有担保人姓名和入营时间。
每营都有名册。名册上注明本营所有勇丁的基本资料，及担保人姓名。每逢新勇入营都要有人担保。
1853年，咸丰三年（2）
营官以下，所有官佐和勇丁，以及其他随营人员，都各自规定了相关的职责。营官是一营的核心，他的作用是挑选并管好哨长和什长。从营官到勇丁，形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
湘勇组建，遵循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兵归将选，并为将有。兵归将选，就是由营官组阁，如同一朝天子一朝臣。给你五百人的编制，你愿意要谁就要谁。营官自己选择的哨长和什长，自然都会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这就是兵归将有。王錱提出了一个用人的原则：什长和伍长，以沉默寡言的人为上选。
营官管理部属，有一定的民主程序。每逢初三和初八，营官设茶，召集各级军官饮茶，商议军务，了解什长是否称职，散勇是否勤操听令。每逢十四和二十九日，营官召集部队公开赏罚升降。每定一桩赏罚，必邀集哨长和什长共同参加，说明赏罚的原因。
营官还要做思想工作。在作战时间以外，要经常召集大家训话，激发听者的天良，鼓舞他们的斗志。营官要常检阅操练，教习阵法，同时要关心兵勇疾苦。
在部队里做思想工作，是罗泽南一个重要的发明。他提出的口号是：白天打仗，夜里讲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他认为，军人从事着风险极大的职业，很容易陷入拿性命去博取利益的强盗逻辑。这样的军队，最终会败在一个“利”字上。对于军士，必须把思想工作做深做透，部队才可能不畏艰苦，百折不挠。
罗泽南用宋儒理学武装湘勇指战员的头脑，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管理军队的方法。
由此可见，湘军从一开始就是一支注重文化教育和思想建设的部队，并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军队文化。
湘勇是分了兵种的。不同名称的湘勇，发挥不同的职能。
帮办，是营官的副手，协助营官训练和督查部队，负责侦探、粮饷、文书、军器、武器和名册功单。侍勇，负责传达鞭笞和斩首的命令。壮勇，负责差遣勇丁、递送公文及探信，临阵则跟随营官。游勇，临阵随营，由营官指挥，策应各哨，战斗部队中有缺员时便选补上去。护勇，负责掩护正哨长冲锋，每营设四名。散勇，听从什长和伍长的指挥。探勇，负责探路和探查敌情。伙勇就是炊事员。长夫就是挑夫。
湘勇的号令，以能够发声的器械来传达。王鑫采用的响器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拼凑一个戏班。
炮，是最威风的发声器械。号炮是大家都能听到的，湘勇用炮声向全营官兵传达命令。天黑睡觉前放一炮，称为“定更”。天亮起床前放一炮，称为“醒炮”。吹唢呐时又放号炮两声，表示要互相传递消息：开始行军，或开始操练。连放三声号炮，表示必须肃静，上级有命令要下达。晚上突然响炮三声，是通知大家：敌人来偷袭了，准备操家伙战斗。
除了炮以外，王鑫用来给湘勇传达号令的发声器械，都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乐器。他采用了人们常见的吹奏乐器唢呐和喇叭，还有打击乐器鼓和锣。
唢呐是哨长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吹一声是召集哨长开会。吹两声是命令哨长带什长一起来开会。
喇叭传达的命令，关系到生活、行军和作战。吹一声，埋锅造饭。吹两声，准备吃饭。吹三声，准备收营行军。连吹数声，是下令急行军。如在与敌人酣战时，喇叭吹作天鹅声响，便是命令埋伏的部队出击，或是命令众人一齐呐喊。
鼓是用来指挥火力和战法的。敲三通鼓，表示威严。敲鼓边，是命令枪炮手放炮。在平和的鼓声中突然重击一下，是命令大炮开火。鼓声急促，是命令部队开始肉搏。鼓声忽缓忽急，则是下令改变打法了。
锣是用来退兵的。战斗中鸣锣三声，是命令部队拼命顶住敌人的进攻。连鸣不止，表示放弃战斗，全线总撤退。
宿营时则有暗号，每夜由统帅发布两个字作为口令。
湘勇在初期就形成了一些纪律和规定。首领们鼓励勇丁献计献策，勤于探索学习，积极侦探敌情，重视军器的使用。提倡勇丁之间培养友情，规定对伤亡者厚加恤养。各级官佐必须明辨功过，赏罚分明。禁止部队骚扰百姓，传播谣言，杜绝各种漏洞。军营出入要严密把关，夜晚禁止勇丁私自外出。作战要慎重，不许勇丁在战争中劫掠财物，打了胜仗不能骄傲。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3年，咸丰三年（3）
以上各项要求，都有具体的命令。仅以禁止骚扰百姓一条为例，命令中说：湘勇所过之处，务须秋毫无犯，不得求买求卖，强赊强借。擅自挪动民间一草一木者，处以斩首。强奸妇女的勇丁，已成奸者，凌迟处死；强奸未遂者斩首。调戏妇女者要从严治罪。
王錱对于湘勇的训练，有一套独特的心得。他把训练的要求，总结为十一个方面：练目，练耳，练口，练手，练足，练心，练胆，练谋，练识，练气，练精神。
由上可见，湘乡团勇的组建和训练，已经为湘军在制度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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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泽南和王錱创建的湘勇开到长沙之前，湖南巡抚所依赖的军力，仍然是江忠源的楚军。
太平军攻占武昌以后不久，张亮基的幕僚左宗棠，就给江忠源派了一项作战任务，要他率领楚军进驻浏阳。
巡抚把左宗棠叫去，给他看了清廷批转下来的一份奏折。这是一名御史在年初呈交文宗的，上面记载了湖南的一桩杀人案。言官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认为应该立即查处。
作为一名刚刚经历过战火的清廷大员，区区杀人案，在张亮基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更看重的是全省的防务。因此，他接到这份公文时，沉吟半晌，不知该不该发下去办理。
他早就知道，毗邻长沙的浏阳，有个名叫征义堂的会党。这个贫民组织从1834年就已存在，首领叫做周国虞，还有曾世珍和邓万发两名副首领，都是浏阳东乡人。
征义堂的创立，是因为道光年间有个名叫钟人杰的人在湖北通城造反。由于通城距离浏阳不远，周国虞便以兴办团练抗拒造反军队为名，招聚部队，练习刀矛，制造枪炮，形成自己的势力。浏阳有很多百姓加入征义堂。历任县官担心征义堂闹事，不敢过问。上级询问起来，他们报告说：征义堂只是为了保卫家园，没有异心。
周国虞手下的两万多名会众，劫掠私斗。不过，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征义堂并没有轻举妄动。张亮基想：如今征义堂并没有起兵作乱，何必兴师动众去逼他们造反呢？
那么，御史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案件呢？那是因为，太平军刚刚进入湖南时，周国虞虽然没有跟着起兵，但他派人与太平军暗通消息，准备起兵响应。太平军包围省城长沙时，周国虞派密使往来浏阳与长沙之间，和太平军互通书信。
太平军的密使被浏阳团总王应苹所部湘勇捕获，周国虞等人给太平军的回信，落到了王应苹手里。周国虞见事机泄露，害怕王应苹向官府举报，便以保卫县城为名，派部队进驻浏阳城，封存粮仓，添制武器，对王应苹形成威胁，不许他向官府告密。
然而，周国虞没有料到，他的手下邓万发和曾国珍将王应苹杀人灭口，公然与官府和乡团作对。
上年10月份，各乡团勇在踏浒集结，即将向征义堂进攻。周国虞便派出六十人的先锋部队，驻扎在杓形，阻遏乡勇。又调动会众，准备出击。不久，周国虞的先锋被乡勇消灭，他便率领会众集中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