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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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察觉其来意,表现非常镇静,悠闲自在,“游山玩水”,故意“示人以缓”。
有一天晚间,伴着落日余晖,叶剑英同身边的同志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忽然问起常走的一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走了一段路,又问常去的那个亭子叫什么名字?他给命名:叫“风雨亭”吧。
随员们惑然:现在也没有刮风下雨啊!很快会有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叶剑英命名“好汉坡”、“风雨亭”的寓意是很明显的。
反“四人帮”需要做“英雄好汉”,需要经得起风风雨雨的考验,同舟共济。
有一天散步,叶剑英又突然宣布“风雨亭”改称“放鹤亭”,在亭子上反复吟诵一首歌: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
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娇然而复击。
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
躬耕而食兮,其余以饱汝,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这是谁的诗?是什么意思呢?叶剑英告诉随员们说,这是大文豪苏东坡《放鹤亭记》中写的山人“放鹤招鹤歌”,并且一句一句地解释。
他介绍说:“放鹤亭”本来有两个,一个在徐州云龙山,为张天骥(自号云龙山人)所建。
另一个放鹤亭在西湖孤山北麓,那里很有一段典故的。
北宋诗人林甫曾隐居西湖孤山,性喜赏梅放鹤,终身不仕,也不婚娶,时人称为“梅妻鹤子”。
苏东坡文中指的是前一个。
但是,他没有告诉大家,自己反复吟诵“放鹤招鹤歌”,意在“择所适”。
他发现西山有“坐探”王洪文在,所以感到“西山不可以久留”。
过了几天,他果然“择所适”,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
时值秋高气爽,玉泉山云雾缭绕,清波荡漾,群鸟高唱,景色十分迷人。
但是叶剑英此时此刻已无意留连于山水美景之间,他在周恩来曾经住过的9号楼,集中思考捉妖大计。
王洪文发觉后,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待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
王洪文无可奈何。
叶剑英住进9号楼,表面上沉静如常,游山钓水,吟诗作赋。
“眼前近似无聊赖”。
他写着这样诗句,可“人闲心不闲”。
他行踪不定,频繁地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科院2号楼、城里小翔凤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相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
有时一日之内要接谈几次。
一天,在后海小翔凤,邓颖超刚要走,陈云即来到。
叶剑英事先派侄儿选基接来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记录,然后就如何根据主席遗愿,解决“四人帮”问题,征求陈云的意见。
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剑英尽快想办法解决。
两人密谈,交换看法,完全一致……叶剑英还几次接见军事科学院政委粟裕、院长宋时轮,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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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7)
粟、宋都是与叶剑英共事多年、中外驰名的战将。
他们从形势的发展中,已经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回告老院长说,我们准备好草鞋和担架,首长放心吧!叶剑英感到满意地说,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力争最好的前途。
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这一段时间,想到外地去休养。
华国锋劝他留下来,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
李先念遂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坐着车子直驱西山。
为了避人耳目,特地又绕道象鼻子沟上山,来会见叶剑英。
叶剑英因为好长时间未见他,此时风声很紧,本来不想见。
但此时已看见他来到走廊里,只好请坐,照例打开收音机,与之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了,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九、大事已定,决定“以快打慢”,提前“一破一立除四害”
10月,风雷激荡。
中央政治局清除“四人帮”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
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
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处境,进一步与他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
针对有人要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议来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他们参加中央领导还嫌不够,还要篡夺最高领导权。
这伙人作恶多端,人心丧尽,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我们同“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于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
但又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避免引起###。
叶剑英说,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斗争。
经过商谈,思想得到了统一。
根据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个别酝酿的意见,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10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
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报告。
为了具体部署这一行动,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采取应急之策。
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汪东兴事后回忆说:“当时,叶帅对我个别交代,特别要保密。
每次都是他来找我,不要我和国锋同志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他很谨慎、很细致……”“图穷匕首现”。
这时“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
他们的“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正在步入实施,无数人头就要落地。
还有一个迹象,“四人帮”经过策划,阴谋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的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面、西北面开进北京城,造成倚角夹攻之势。
“四人帮”与在上海的党羽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
从1月以来,上海党羽与王洪文“热线联系”(电话)达102次之多。
国庆节前夕,“四人帮”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老同志与“工人群众”见面,加紧“批邓”。
叶剑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接到某人打来的电话,回告说:我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
我哪里也不能去!他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并通知汪东兴,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要去。
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陷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坚持斗争到底!”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8)
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搔首弄姿,摆着摘苹果的姿态,拍了十几张半身照。
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
10月3日,他跑到平谷县叫嚷:睁大眼睛,唐小平、王小平要发动进攻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扯着嗓子高喊:“打倒!”……拥戴“四人帮”的一些人纷纷向江青“劝进”、“表忠”,一封封“效忠信”连连飞来。
“四人帮”已内定国务院部长以上人选,并准备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立即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
与此同时,“四人帮”一伙还散布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
在上海商店,出现抢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
消息传到北京,叶剑英察觉“四人帮”就要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种种迹象,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
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
不能再等待了。
否则,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了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叶剑英看后,立即分别去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
他说,《光明日报》下了夺权动员令,不能再等了,6日至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
经过紧急磋商,根据情况的变化,果断决定按原方案提前采取行动。
谋成于秘,败于泄。
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
否则,稍有疏漏,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在这方面,叶剑英是有切身体验的,这位国内外知名的足智多谋的“叶参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遇到多起类似的事件,有经验也有教训。
他到中南海南船坞,与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再三检查,慎重敲定,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
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加强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机关部队物色对革命忠实可靠的同志,分别组成几个特殊行动小组,并且对小组成员逐个审查,谈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到精确缜密,万无一失。
同时,叶剑英还和军委总部的领导人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的傅崇碧、吴忠等个别打招呼,一定要加强战备,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
他还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要提高警惕,听从号令!一切准备就绪。
10月5日下午决定按事先设想的行动方案,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
按照组织原则,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只能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
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以修订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
十、惊心动魄,怀仁堂摆开“战场”,“四人帮”自投罗网,玉泉山灯火辉煌
10月6日晚,落霞满天,金风送爽。
叶剑英在玉泉山九号楼提前吃饭,只带上警卫参谋马西金,从容不迫地出发了。
临走时,他告诉一位秘书,今晚开会可能不回来了。
红旗轿车直奔中南海。
这位在战争年代曾经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元戎,今天,又一次亲临前线。
说是“前线”,却异常的平静。
这里没有战壕,没有炮声,没有两军对垒。
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9)
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一切正常。
轿车进了中南海,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