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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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蒋介石早已准备了对第十八集团军的五条“训示”，并准备会后宴请叶剑英。
原以为叶剑英在会上遭到围攻是无法招架的，顶多申辩几句。
于是，在晚宴上就可以用“训示”的办法，宣布第十八集团军的五大“罪状”，然后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师出有名了。
万没有想到叶剑英一篇讲演，把蒋介石的预谋完全打乱了，使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蒋介石在散会后，神情沮丧，下令赶快取消晚宴，取消“训示”。
这个抗战“领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博古高兴地说：“参座，老将出马，大败蒋家。
这可是一个大胜仗。
”董必武称赞这次讲演是“叶剑公舌战群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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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15）
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说这是叶剑英对革命的又一大功劳。
七大以前，毛泽东在叶剑英呈报来的这篇讲演稿上作了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广大的同情。”
叶剑英在中共南方局期间，曾经担任统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并负责军事组工作。
军事宣传是党的整个宣传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逢重要节日和抗战纪念日，叶剑英便组织军事组人员开展各种活动。
他经常出席各种讲演会、纪念会，发表抗战救国言论，同时为报刊撰写了许多文章，谈形势，论战略，宣传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介绍敌后游击战和全国军民抗战的战绩、经验，驳斥某些诬蔑中华民族抗战的谬论，影响深广。
1940年，德国希特勒进行闪击战，国统区谣言纷起。
叶剑英随即组织撰写《论闪击战》一文，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驳斥了闪击制胜论，增强了战胜法西斯的信心。
九、揭露“皖南事变”真相，“虎穴坚持神圣业”
1941年1月6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从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前后，叶剑英协同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领导和团结国统区的抗日力量，采取各种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在收到新四军被包围的告急电后，叶剑英立即找国民党代表交涉，多次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
1月17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再次提出严重抗议。
当天夜里，得悉《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周恩来立即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两幅题词，要《新华日报》社将题词手迹制片登在被扣发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由于叶剑英等南方局的同志连夜奋战，第二天一早，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便送达读者手中，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
蒋介石看到报纸，大发雷霆，把陈布雷、戴笠骂了一通，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还重要。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组织军事组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用大量事实从八个方面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屠杀和罪行。
传单印好以后，大家分头出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散发到山城重庆，“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
在这些日子里，叶剑英常常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陪同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抗议交涉，不仅为解救新四军之危急，尽最大努力，还帮助解决贵阳、桂林等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等遭到迫害的问题。
同时，还与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伯钧、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多次交谈，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的真相，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
在重庆期间，叶剑英还让负责情报工作的曾希圣等同志出面，同国民党政府军统局电讯台报务员张蔚林、冯传庆、张露萍（中共地下党员，外号“干一场”）等7名“军统”成员建立秘密联系，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
当时，军事统战工作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交朋友活动。
叶剑英除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多次谈判外，还经常会见国际友好人士、各党派代表人物和社会各界（包括港澳）名流，接见记者和爱国华侨，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
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发起人、爱国侨领、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庄西言等经重庆去延安，叶剑英同林伯渠、董必武等亲切会晤，热情招待，共商救国大计。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16）
由于叶剑英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才智同国民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斗争，有效地促进了统战工作的发展，被誉为中共外交战线“三骑士”之一，与周恩来、董必武齐名。
“虎穴坚持神圣业”。
叶剑英和南方局的同志们，在重庆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宪兵严密监视包围，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
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康泽密商逮捕四川省全部共产党员。
面对一片白色恐怖，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叶剑英正义凛然，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进行了大量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活动，顽强地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他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处于虎口，稳如泰山。”
叶剑英在重庆读到地下党辗转传来的方志敏烈士狱中手稿，异常激动，立即建议《新华日报》刊登《可爱的中国》，并向在场的同志讲述方志敏烈士的斗争业绩，然后挥笔写下《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后又将这首诗题写在方志敏同志遗照上。
周恩来非常喜欢这首诗。
在一次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大会上，周恩来讲了方志敏、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特意背诵了叶剑英这首诗，对大家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气节教育，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
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纷纷向叶剑英索诗，竞相传抄。
郭沫若读后，特就叶韵和诗一首：“千秋青史永留住，百代难忘正学功。
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
十、在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作战，智退敌兵五十万1941年2月，叶剑英从重庆大后方返回延安，在最高统帅部的重要岗位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
叶剑英以著名的中共最高统帅部“参座”，闻名于世。
叶剑英作为中央军委参谋长，肩负着重担，每天要处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军委上呈下达的文电。
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如何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观察分析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驾驭战争。
为了搞好参谋部的工作，他总是先作学生后作先生，学习十分刻苦。
在他的窑洞前面摆放着一大块青石板，晚上点一盏油灯，总是学习工作到深夜。
他在总参谋部组成了专门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和资料研究室，对国际国内敌、我、友和各方面的态势进行深入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并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国际资料》等刊物。
他亲自审阅材料进行批改，供中央和军委领导参阅。
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并且叮嘱叶剑英对作战局和资料研究室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顾。
叶剑英非常重视通信联络工作，并亲自起草指示，解决电台、报务人员、通讯技术等一系列问题，组织出版《通信战士》，并为之题词：“革命的马达在飞转，产生出解放人群的热，幸福的光。”
为了做到上通下达，提高统帅部的指挥效能，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会议，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
听取“各路诸侯”的意见和建议，使军委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更符合实际，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情报工作是指挥战争的耳目。
为了准确及时地获取情报，指挥战争，叶剑英主持起草了《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中央军委于1941年10月29日正式颁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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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17）
根据这个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各敌后根据地、新四军，首先建立起10个情报网的联络基点。
叶剑英对每个联络点抓得很紧，使各地同延安总部的情报联络渠道畅通无阻，保证了中央、军委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
叶剑英还组织各根据地设立气象观察所，建立健全气象观察制度，规定设立气象观察所细则，气象观察项目和方法，以及气象报告内容等等，这不但保证了当时作战指挥的需要，也为根据地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条件。
叶剑英主持的总参谋部，成为中央和军委的名符其实的指挥中心，受到中央领导和各战区领导的赞扬。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有一次特意派人专程到延安，送给中央一根黄灿灿的金条，毛泽东指示把它作为奖品送给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门。
审时度势，精心运筹，是叶剑英多年来从事参谋部领导工作的一大特点。
他参与中央军委对日作战的指挥，主持战略问题研究会，制定战略行动方案，经常提出带有决策性的意见，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肯定。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形势十分严重。
对敌军动态应当如何估计？侵华日军主攻方向是北上配合德军进攻苏联，还是南进？对此，延安总部参谋人员和国内外的军事家看法各异。
叶剑英全面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日本的国情，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因而我们作战指导思想的侧重点，要放在对付日军南下上，并将这一意见上报给中央，供决策参考。
他的意见被党中央采纳，并被后来的战争进程所证实。
在考虑对日军作战的同时，叶剑英还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阴谋活动，协助毛泽东、朱德等制定反摩擦的斗争方针、政策，取得了胜利。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高潮，集结50万大军，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
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深入敌后对日作战，陕甘宁边区兵力薄弱。
大敌当前，局势险恶，如何应付？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与情报部门研究，提出了一个以智退敌的政治宣传战方案。
他建议使用中共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