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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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风说：“请叶总多多指教。”
叶剑英说：“我看写诗著文，不光要求数量，更需要注意质量。
现在为抗战工作忙，要节省时间和纸张。”
大家点头称是。
接着叶剑英说：“听说你们中有人不主张诗歌中旧瓶装新酒，要把旧瓶子摔掉，是么？”蒲风说：“是有这样主张的人，但不是所有诗坛的人都是这样。
我认为可以模仿旧形式，用民歌时调进行宣传和锻炼自己。
但从方向上讲，我们主张发展新诗歌，旧诗歌框框太多，太呆板，不易学，不易懂。”
叶剑英说：“我看旧瓶子不能丢，至少在目前不能丢。
新瓶旧瓶可以并用嘛。
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戏，也可以演客家外江戏、粤剧、潮州剧，不光要演《三娘教子》，也可演《子教三娘》。
还有不少群众欢迎旧的，为什么不可新旧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么好啊，旧瓶装新酒，装得好会又香又醇。”
席间蒲风送他已出版的一批诗作给叶剑英，叶剑英选了《茫茫夜》、《儿童赤卫队》和《明信片诗》三种，并说：“明信片诗短小精干，很适合战时的实际，战时要有倚马可待的诗文。
你们摇笔杆子的，应多在这方面努力，为抗战救国多作贡献。”
将散席时，叶剑英指着陈华和廖琼说：“你们两位都是松口人，松口是山歌状元的地方。
你们晓得山歌状元刘三妹驳山歌的故事吗？”陈华说：“晓得，但故事和歌词记不齐了。”
于是叶剑英、蒲风、陈华、曾其清和廖琼一起东凑西拼，忆起了当年刘三妹与刁秀才驳歌的故事和几段精彩歌词。
“爱个（我的）山歌真系多，大船载来几十箩。
拿出几箩同你驳，驳到明年割早禾。”
“歌精唔好逞歌才，比得柬（这样）差爱认衰。
自古山歌从（松）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
这时叶剑英高兴地说：“大家听，自古山歌从（松）口出，唱得多好，这位山歌状元名不虚传啊。
山歌来自民间，内容丰富多彩，很受群众喜爱。”
过了几天，蒲风对陈华说：“那天晚上见了叶总，得益匪浅，叶总不仅精通武略，而且精通文艺，对诗歌有很深刻的见解。”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7）
陈华说：“这点我早就知道了。
叶总不仅是将帅之才，而且是政治家和诗人。
你看他给《抗战大学》的题词和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多么富有文采和诗意啊。”
不久，叶剑英离开了广州去香港就医。
在那里，他秘密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与廖承志、潘汉年交谈，指导工作，并通过同乡旧友，动员各界爱国人士捐款支援抗日。
他还到澳门与地下党员柯麟、柯平兄弟取得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叶剑英鼓励柯氏兄弟说：“扎根子，准备坚持十年迎接胜利。”
提醒他们，港澳的情况非常复杂，要格外小心谨慎，机警行事。
五、在“火烧长沙”的灾难中，临危不惊，坚持救亡抗战
叶剑英从香港返回武汉不久，日军发起对武汉的全面进攻。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军民紧急疏散。
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办事处分批撤离，安排撤退后的善后工作。
11月5日凌晨，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他和周恩来从容离去，辗转到湖南长沙。
湖南首府古城长沙，这时已取代武汉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但由于日寇进逼，一片混乱。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无心抗战，在长沙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作点官样文章，几天之后就匆匆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
人们得知这一消息，更加惶惶不安。
叶剑英和周恩来在长沙，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接洽各界友好人士商谈抗战救国事宜。
他还致信香港《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暴行，动员港澳同胞、海外同胞和广大军民一起坚持抗战。
同时与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会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商谈协助国民党军进行敌后游击战问题，叶剑英受张的邀请，同意担任省高级顾问，指导游击战。
在长沙期间，叶剑英继续协助周恩来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改善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加强与新四军的工作联系。
祸不单行，火从天降。
就在周恩来、叶剑英等日夜为抗战奔忙的时候，蒋介石密谋“焦土抗战”“火烧长沙”。
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密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
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当即召###议，负责筹备。
周恩来、叶剑英对此事全然不知。
12日上午，他们出席第三厅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然后帮助第三厅及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继续向湘潭县分批撤退。
直至深夜，送走李克农、童小鹏等离开长沙后，准备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撤离长沙。
临睡前，叶剑英还打电话给张治中，询问敌情。
张回答，国军仍坚守在汨罗防线，敌人没有过河。
叶剑英又照例检查了人员、车子等情况才上床睡下。
谁知就在这时，长沙火起，八路军办事处也被火烧着。
在危难中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的安全，急忙带着办事处人员从火海中脱险。
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办事处的楼上。
为了防止有人偷汽车，就把汽车放在大门口，派个警卫员睡在汽车里头。
没过多久，来了几个放火的人。
他们砰、砰、砰地敲汽车，说：‘他妈的，你们还不走，烧死罗！’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城内已是满天红光，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参谋长，参谋长，大火烧来了！’我一看，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就喊快救火。
说着我走下了楼，到外面一看，满天红光，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
我们一起下楼来，出了大门，从一个巷子往外走。
火已经快烧到巷子里来了，四面都是火。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8）
我们往城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个人，便问：到湘江走哪里？因为刚出火海，搞混了方向。
有个人指着说：‘到湘江往右边走。
’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一直跑到湘江边，沿着江边一直走，走到天亮，长沙的大火还在烧，噼里啪啦的响。
我们好容易脱离了火海，当天撤到了湘潭。”
就这样，一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烧毁长沙市区房屋五万多栋，居民死伤两万余人，而敌人此时还在200公里以外！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这场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事件”，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
周恩来、叶剑英迅速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
他们严厉批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办法，强烈要求惩办放火首犯。
同时为当“替罪羊”的张治中做解释工作，使张治中甚为感激，他说：“在各方面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
六、在南岳帮助国民党军培养游击骨干，动员佛道界抗日救国
长沙大火之后，国民党军撤出长沙。
叶剑英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到衡阳。
1939年2月，他奉中央之命，参与国民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回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
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
这四句诗就是他与李克农等登临南岳祝融峰时所作，表达了坚持抗战、挫败顽敌的坚强意志。
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参加训练国民党军官的一个创举。
武汉即将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汉与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
1938年11月下旬，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个问题。
蒋介石在会上说：“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并决定办游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
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毛泽东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研究这一问题时表示赞成，要叶剑英去那里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传授游击战战术，并决定让他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
叶剑英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抽调李涛、边章伍等，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准备工作。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
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周恩来被聘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
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三十余人前往南岳报到。
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
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
叶剑英借鉴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
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
他还注意言传身教，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
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训练班开课后，经过一段实践，叶剑英于4月23日写了《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央。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9）
这个报告对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组织情形作了详尽的汇报。
报告的最后部分对训练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计，写道：“根据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国民党方面）开办游训班的动机是包含着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训班的工作，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线有利的。”
在训练班，叶剑英不仅负责筹划全盘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讲授“游击战争概论”这门主课。
其他的几位教官负责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
叶剑英每星期讲课两次，听众很多，有时达两三千人。
连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山赶来听课。
当然，来听课的人动机并不相同。
据沈醉回忆，戴笠听说叶剑英等在南岳讲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办法学过来，便设法派军统临澧特别班的两个副大队长到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