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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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对大革命深感失望，又因遭到排挤，也心灰意冷，正在考虑出洋问题。
就在这时，叶剑英找到他，向他倾述了自己的内心矛盾和革命愿望，请求他介绍到苏联去学习。
但是，经过交谈，知道邓演达去苏主意未定，不便于介绍他去苏联，只好告辞了。
叶剑英思来想去，又想到了在武汉的同乡李世安。
李世安是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的老党员。
曾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
在广东梅州时，他和叶剑英多次交往，结下了友谊。
其后，他又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共同工作过一段。
1927年2月，他离开梅州到上海，找到周恩来后，转移到武汉。
公开身份是公安局主任秘书。
叶剑英原来并不知道李世安是共产党，在武汉两人相遇后，从交谈中隐隐约约感觉他是个在党的人。
李世安从第四军共产党员柯麟等人那里知道叶剑英在东征、北伐中的进步表现和靠拢党组织的愿望，就借机向他介绍国共两党的现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告诉他有机会可以看到周恩来。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知道了许多内情，心里有了谱，约他有时间再多聊一聊。
从此以后，他们常常会晤，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因此叶剑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找到李世安。
叶剑英在昏暗的灯光下，向这位可以信赖的朋友，袒露心机，汇报了几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说：“现在，我是看得更清楚啦。
靠国民党是不行了，只有共产党才可以领导我们革命。
如果你相信我，就介绍我加入组织吧！”李世安听了他的倾诉，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5）
这个追求党的战士多么热切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啊！他告别李世安，仿佛看到了一盏明灯，高悬中天，照亮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激动不已。
李世安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的交往，不假思索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
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不过，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党组织还在继续考验他。
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
这一时期，武汉的革命形势急剧逆转。
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劝阻，秘密召开“分共会议”，部署###与“清党”。
宋庆龄发表脱离武汉国民政府的声明，邓演达被迫化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
7月15日，反动派举起血腥的屠刀，进行疯狂大屠杀，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重新卷起了恐怖的风暴。
革命的武汉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堡垒，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在革命的低潮中，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勇牺牲了，有些号称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变了。
武汉报纸每天都登载个人或联合声明、启事，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但是又有许多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勇敢地投入了党的怀抱。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叶剑英与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投入党的怀抱。
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经受了火与血的洗礼和复杂斗争的考验。
后来，1987年8月，叶剑英在谈话中回忆自己从找党到入党的坎坷道路时，不无感慨地说：“1920年打下广东，奠定了统一两广的基础。
那时广州就可以读到列宁传记了。
广州有共产党，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国家主义，面包、药瓶什么都有，真是‘百家争鸣’。
那时在广州一看戴软帽子的就知道是共产党，一看戴硬帽子的就知道是国民党。
我最初还读过克鲁泡特金的东西，后来才逐渐从无政府主义转到共产主义。
“我是1924年提出要求入党的，没有被批准。
那时我在蒋介石手下的教导团当团长，有人说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团长，这没有说错。
从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所以1927年7月正式参加了党。
当时也不是对共产主义完全理解了，只觉得国民党不行，享乐腐化，必然失败，共产党朝气蓬勃，必然要胜利。
后来，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它，如同资本主义必然要代替封建主义一样。
这样，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就始终坚定不移了。”
彩笔凌云画溢思，虚心劲节是吾师。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这首《题画竹》诗，正是他自己迎着逆流、勇敢搏击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品格的生动写照。
三、积极策应南昌起义，以武装的
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叶剑英投入党的怀抱之后，革命形势继续处于低潮。
他继续拼搏在巨大的逆境漩涡中。
“宁汉合流”后，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务委员会于7月中下旬召开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反击反动派。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6）
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
一批党员干部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
此时，叶剑英仍在第四军任参谋长，已随军到九江。
九江，北临长江，南倚庐山，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此时城里城外驻满了部队。
我党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有，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部都驻在这里。
此外，还有其他军阀部队，一时显得拥挤不堪。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部设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
新任军长黄琪翔是叶剑英的同乡友好，十分器重叶剑英的军事才干，不时邀请他磋商军机大事。
当时叶剑英的党员身份极端保密，鲜为人知，他尽力将获取的军事情报透露给党组织。
他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都有交往。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
汪精卫和张发奎等经秘密策划，企图蒙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夺其兵权，聚歼其所属部队。
7月下旬，朱培德向贺龙、叶挺发出邀请。
张发奎则命贺、叶部队集结德安待命。
叶剑英洞察其奸，密下庐山，火速到第二十四师驻地找叶挺紧急磋商，决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
秘密会议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进行。
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们装作“游湖赏景”，叶剑英把获悉汪精卫等即将召开庐山会议，并阴谋对贺、叶下毒手的消息透露给大家。
叶挺问贺龙上不上庐山，贺龙断然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叶挺也决定不去。
廖乾吾、高语罕支持贺、叶的意见。
最后，大家商定反其道而行之，贺、叶无论如何不上庐山；不执行张发奎要贺、叶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队迅速开往南昌，并决定叶挺率部先行，贺龙所部相继开拔。
叶剑英仍留在第四军军部。
他对叶挺、贺龙说：“你们到南昌后，有什么动作，请告诉我。”
“小划子”会议，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小划子”会议后，贺、叶部队按预定时间，于26日前后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
此后，张发奎迭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
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
他偕孙科、张发奎等于7月28日夜离汉口赴九江，上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同时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
叶剑英在庐山上得知敌情，便连夜派人下山通知廖乾吾，廖及时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
他们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
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起义后，担任总指挥的贺龙亲自打电话给在九江的叶剑英，通报南昌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叶剑英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他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
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大兴###之师，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摇篮里。
武汉政府迭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肃清南昌共产党”，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二篇（7）
张发奎闻变，亲率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二十五师参加暴动。
不料该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正在向南昌开进途中。
与张发奎等机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
张发奎和朱晖日狼狈不堪，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张发奎大发雷霆，认为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
朱晖日主张立即派兵追击。
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其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力主不追。
他分析战局说，贺、叶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尾追贺、叶要胜一筹。
而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颇有道理。
而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本来也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
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二方面军损失过半。
自知靠尚存的1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
因此，他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尾追贺、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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