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一代枭雄-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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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对这两位大人物，总统徐世昌不敢怠慢，在东车站铺上黄土，戒备森严，以帝王之礼隆重地迎接他们。欢迎人员一律发给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他们的临时馆舍，沿途派兵列队把守，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从中不难看出，徐世昌对这两个大军阀的恐惧。
曹锟、张作霖到京后，于1920年8月11日组成靳云鹏内阁。内阁组成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张志潭，财务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萨镇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王乃斌，
张作霖头像
交通总长叶恭绰，陆军总长靳自兼。这个内阁名单是直奉两系相互妥协的产物。但这个靳内阁逐渐倒向张作霖一边，这使曹锟、吴佩孚十分不满。
张作霖在北京志得意满，口出狂言。面对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30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问道：“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10万！”吴佩孚看到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很是厌恶。他16日到北京，17日就离开北京，先到郑州，召集直系将领开会，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基地，埋头练兵，扩大直军的实力，准备同奉军一搏。曹锟和张作霖不急于离开北京，意图坐地分赃。这可急坏了总统徐世昌，没办法，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锟和张作霖于9月4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并在天津结成了儿女亲家。但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了出来。
3．兴风波倒靳扶梁（2）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都对靳云鹏内阁不满意。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要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把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一下子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张作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同时，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非常尖锐，几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他们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了一次倒阁风波。
那时，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本来，自1921年初起，在全国就涌起一股“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个月之久，各省军阀纷纷电催军饷。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向外国银行的借款上。但是，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却付之东流，北京政府的希望破灭。1921年冬季，北京政府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闹穷的风潮业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员，并进一步扩大。11月14日###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乎不能进行。更有甚者，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许多部的长官也要求辞职。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等，面对部员索薪，无计可施，只得要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杀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借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
靳内阁在财政上遇到如此严重的危机，国内银行团不仅坐视不救，且落井下石。国内银行团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他们巴不得靳内阁因此倒台。这给旧交通系倒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他们知道，倒阁必须取得大军阀的支持，因此旧交通系的中坚分子叶恭绰秘密潜到奉天。他向张作霖献策，如果想要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控制中央财政，而第一步就是要收买交通银行的股票。张作霖认为，此计甚妙。他们私下商定，奉系用投资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张作霖提出东三省公款400万借予交通银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密计商定后，张作霖于12月12日赶赴天津。当天，靳云鹏也到了天津。他们二人联名邀请曹锟来天津开会，商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曹锟听信吴佩孚的劝告，不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沉下心来好好练兵，就托病没有到天津去。
无奈，张作霖和靳云鹏于14日到了北京。张作霖表面上宣称军人不干政，不过问内阁问题。但是，张作霖在会见徐世昌时，却声言靳内阁必须改组。这话正说到了徐世昌的心里。靳云鹏早就知道，徐世昌和曹锟不满意他，还把希望寄托在亲家张作霖的身上。现在，靳云鹏才知道，亲家张作霖也反对他。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靳云鹏只得辞职。于是，在12月17日，靳云鹏内阁总辞职，靳回到了天津。第二天，徐世昌批准了靳辞职，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但这不是张作霖的目的，张作霖是想要扶持梁士诒组阁。为此，徐世昌和张作霖再三邀请曹锟到北京来，商讨下届内阁问题。曹锟于19日到了北京。张作霖拍着胸脯对曹说，他没有个人野心，只是关心中央的财政问题。要和曹锟一起解决这个棘手的财政问题。接着，他就提出了让梁士诒担任内阁总理，由梁组阁。并竭力拉曹锟和他一起推荐梁。曹锟和吴佩孚都不满意梁士诒。吴佩孚让曹锟尽快离开北京，不要碍于情面受张作霖的利用。梁士诒也深知，不打通曹锟这个关节，他这个总理是当不上的。作为交换条件，梁表态，他上台后会尽快解决直军的欠饷问题。这个话传到吴佩孚那里，吴信以为真，就不情愿地说：“好，姑且让他干一下。”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第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就这样，梁士诒于12月24日当上了内阁总理，25日就职。其阁员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张弧，陆军总长鲍贵卿，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黄炎培，农商总长齐耀珊，交通总长叶恭绰。这个内阁从表面上看，是直系和奉系、英美派和亲日派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个混合内阁。但是，国务总理梁士诒是以奉系军阀为后台的，因此，这个内阁其实质是一个亲日的内阁。梁士诒上台后，曹锟于12月31日回到保定，张作霖于1922年1月2日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以为这个内阁可以站住脚了。殊不知，有一个更大的倒梁风潮在等待着他。这让张作霖始料不及。
4．踏险地梁君组阁（1）
梁士诒组阁，出乎人们的意料。梁士诒，1869年生，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21岁中举人，25岁登进士。1904年随唐绍仪赴印度，议定《中英藏条约》。1907年任铁路总局局长。1912年3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5月兼任交通银行总经理。1913年5月，署财政部次长兼代理部务。1914年任税务处督办。1915年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奔走呼号。1916年7月被列为复辟祸首，遭到北京政府通缉，避走香港。1918年2月被特赦；6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内公债局总理；9月任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梁士诒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梁士诒有着交通系、安福系的深厚背景，也有一定的外交经验，同时，是一个掌握中国金融财政的关键人物。在全国财政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让梁士诒组阁，是有让他设法渡过难关的意思。当然，张作霖此时已与皖系、安福系相互勾结，所以，有着交通系、安福系背景的梁士诒，就被张作霖推举为内阁总理。
梁士诒想当总理，但对当总理的难处却估计不足。他以为，以他的经验、资历和人望，财政问题可以迅速得到解决。但是，在现实面前，他碰了个硬钉子。他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也筹不到应急款项。因此，他在上台前承诺的给直军拨付300万元欠饷，就没有落实。曹锟和吴佩孚感到上当受骗，对梁士诒恨之入骨。张作霖为了拉拢皖系、安福系，建议大赦安福系战犯。梁士诒不敢全部接受，但是于1922年元旦下令，先赦免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等六人。这些人都是吴佩孚的宿敌。吴佩孚对此十分愤怒。
1月5日，梁士诒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为实业专使。这个曹汝霖是个有名的卖国贼。并且，内定另一个卖国贼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这两个卖国贼都是亲日派。梁士诒对他们委以重任，是想通过他们向日本借款。梁士诒准备以北京市政公所财产及建筑物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
梁士诒上台短短几天，就完全暴露了他的亲日面孔。他背靠亲日派的大军阀张作霖，颐指气使，有恃无恐。“安福战犯的特赦和卖国贼的上台，说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亲日军阀的手里，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和他的工具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其实，直奉矛盾的激化，有外因，也有内因；有远因，也有近因。梁士诒组阁是直奉战争的内因，而其外因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之争。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要想找一个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吴佩孚，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称他为“新中国的大英雄”，比张作霖强。他们对吴佩孚的支持不遗余力，给枪给钱，直至派顾问组织和训练飞机队。
直皖战争，直胜皖败。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奉系军阀张作霖，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日］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第226页，辽宁大学历史系内部参考资料。日本内阁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
张作霖办公照
张作霖一直极力强调亲日外交的必要。早在直皖战后的1920年11月，张就派国务院参议于冲汉赴日去搞亲善活动，12月回到奉天。于冲汉曾游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次是以张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间，于会见了原田首相、上原参谋长、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要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
4．踏险地梁君组阁（2）
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1921年9月30日于奉天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