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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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舰队随后在厦门展开了猛烈进攻。当时厦门本修建了石壁岸防，坚固异常，但英国陆军仍旧采用侧面袭击的办法，攻克了炮台。厦门一役，清军战死总兵1人，士兵伤亡324人，而英国只死1人，伤16人。
英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定海，那个曾经被占领过的县城，对手是主战派裕谦。裕谦到定海后，采取了极端手段。为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也下令掘开英军留下的坟墓（里面数百具英军尸体是1840年一场瘟疫的结果）。对于抓到的俘虏，甚至使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的办法，以震慑洋人和那些“汉奸”。
裕谦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决心要血战到底。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比第一次惨烈得多。在双方兵力相仿、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守军浴血奋战，但终因实力差距太大，三总兵连同他们的众多士兵最后都英勇战死。
英军随即攻破定海。裕谦在定海失守后，自杀身亡。
从杭州湾到扬子江，英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但在平湖县的乍浦，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英军陆军中校汤林森也被击毙。防守这里的是八旗兵，因为他们的家和家人在这里，他们个个拼死作战，失败后纷纷举家自杀，这已经不能仅仅以惨烈来形容了。
在随后的吴淞一役中，总兵陈化成战死。英国人沿着黄浦江占领了上海，并详细考察了上海的环境，他们甚至还直逼松江。随后他们留下两艘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舰队溯江而上，直扑镇江！
清朝的文武大将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国人居然会打到内河来了！镇江几乎是各要点设防最薄弱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英军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死39人，伤130人，基本相当于前面所有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而这次抵抗最激烈的，又是这里驻防的八旗兵。
镇江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1842年8月，英国舰队兵临南京江面。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基本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战争的惨败说明，靠修建岸防壁垒根本对付不了那些武装舰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海上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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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1）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非同寻常的角色。
南京的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修建的，如今仍旧是古都里最为坚固的。笔者曾经徜徉在那古城墙下，抚摩这些600多年前的产品，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文字，是该城砖的制作者、运送者的名字和户籍所在地的记载。如果城砖质量有问题，有关部门将按照上面的信息追查，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质量监督吧。
《南京条约》的签订
南京的城墙虽然坚固，但仍有屡屡被攻破的尴尬。也许是秦淮河的脂粉气太浓了，南京注定不是一个幸运的城市。1842年英国舰队兵临城下，南京又无奈地扮演了一次难堪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经常要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甚至侵略。对于这些马背上的民族，中原的王朝如果可以战胜他们的话，往往会像对待匈奴一样把他们彻底驱逐；如果不能驱逐，就修建长城以隔绝这两种文明；但要是长城还不能保卫自己，他们或许会选择和亲，或者以贡金和互市来维护边境的和平，就像当年明朝对俺答汗部落一样。
大清帝国是唯一没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骚扰的王朝，但它遭到了来自海上商业民族的挑战。《中英南京条约》还只是一个开端。帝国将由此沦落。
1842年8月29日，这一天对英国人是喜气洋洋的一天，他们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他们前辈一直没能完成的目标——叩开傲慢的天朝之门。也许从这一天起，他们明白了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最好方式。
就在这一天，中国和谈代表颤颤巍巍地登上了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在早已拟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唯一让他们感到宽心的是，这个条约不是在北京签订，至少表面上保全了天朝的颜面。除了对割地赔款感到痛心外，对于其中的部分条款如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他们可能在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已经匆忙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
就外交实践来说，这些清朝的大员基本就是白痴。
可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责备一百多年前这些枪炮下的清朝官员呢？在科举考试里，可从来就没有外交这一门。这个因鸦片而导致的战争，在条约里却对鸦片只字不提，这实在是和帝国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被割让后的香港
条约是英国人草拟的，按他们认为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列。第一条是停战协定。第二条是五口通商，也是英国人的主要目的，下面的几个条款都是围绕着通商而设定的。第三条是以修船堆货的名义割让香港岛。第四、五、六条是赔偿问题。后面几条涉及到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到后面的谈判修约中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条是关于平等国交的。这个当时被争得面红耳赤的条款，现在看来，却是最平等的一条！
割地赔款，本也是19世纪战败国的通常之事，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曾遭遇此等屈辱。为保住颜面，天朝一再说香港岛是“商借”，幸好割的只是天边之一小岛，对此倒也没看出有多么的心疼——后来甲午战争还割让台湾岛呢。
天朝上下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后来倒成了繁华之地，这又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五口通商的其他地方，也大都顺势发展，特别是上海，由一个几乎是滩涂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远胜于内地其他城市。这反过来说明，全球化的过程，早进入早受益，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此等尴尬事实，国人往往回避，这里的疙瘩，其实还是因为不平等和被强迫的“不爽”导致。
但是，《南京条约》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第二年（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英国人又巧取豪夺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英国人刻意制造的陷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
1842年12月，当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中国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当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也同样享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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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2）
英国行使领事裁判权
顾盛为了显示美国的先进和强大，给天朝带了不少新鲜的玩意：地球仪、航海地图、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气温计、众多的科技书籍等，这些本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却被依旧傲慢的天朝视为“奇技淫巧”给拒绝了。
令顾盛没想到的是，他的致命武器居然是他携带的“国书”。他从天朝官员闪烁不定的言辞里看出，这些人非常不愿意让他这个洋鬼子前往北京面圣，在他们眼里，如果众多洋人都要面见皇上的话，皇上的面子何在？天朝的威仪何在？谈判的官员甚至一再威胁说，如果坚持进京的话，就停止谈判。顾盛当然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威胁”，他的本意即在通商条约，而不是什么面见皇上。
这是何等奇特的利益观，完全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天朝礼仪和国际惯例的战争！这个战争，在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就已经开始了。鸦片战争只不过是英国人在用武力方式迫使帝国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如果还改不过来，那就是帝国自己的悲哀了。
最后，天朝的谈判官员主动屈尊去了澳门，在澳门旁边的小村子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天朝官员的前提条件是顾盛交出国书，答应不去北京面见皇上。而在这个条约里，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进一步地获得了完全的领事裁判权，从此，各通商口岸的洋人，都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成为了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人士。
但让天朝大员们诧异的是，法国这个对华贸易还不及英国零头、每年来华船舶还不超过十艘的国家，居然也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舰队前来中国谈判签约。也许是在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亲眼目睹了天朝官员和英国人签订条约的全过程，他们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盛宴。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的表现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8艘军舰，五百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由此，外国传教士可以合法地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南京条约》签订后，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早在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怕、诈、蛮、蠢”四个字，说尽了当时办理夷务的这些清朝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格林沁之冲动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名琛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
条约中国和两种世界观（3）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败只产生愤怒而不是发奋，这样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失败感到耻辱而不知道耻在何处，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战争结束以后，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