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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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多人为一组，分30多个组，分布在主席台下四周，还拉来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
刘野樵等人气势汹汹地跑上主席台，霸占了讲台。
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大会筹备委员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等来到主席台时，刘野樵等人便对李、章等人破口大骂，事先布置好的台下特务一拥而上，对李公朴、章乃器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
尽管到会群众竭力维持秩序，由于特务们事先准备了铁条、砖头等凶器，蓄意制造事端，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达60多人。
李公朴头部被铁尺打伤，马寅初的马褂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被暴徒追逐，一些记者也遭毒打。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特务们已经大打出手，会场已是一片混乱。
目睹惨状，周恩来不胜悲愤，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群众离开会场后，特务们继续在场上吵吵闹闹，冒充大会的名义，通过所谓“宣言”，大肆攻击《政协决议》，攻击中国共产党。
然后，将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掠一空。
这就是蒋介石、陈立夫一手制造的较场口血案。
较场口血案后，陈立夫完全撕破了和平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指挥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进行破坏活动。
2月22日，国民党CC派特务冲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中共办公室进行捣乱。
2月23日，由陈立夫所指挥的100多名CC派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重庆新华日报社，“将营业部四层楼各室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而本报营业部主任杨黎源，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佑民等横遭凶殴，身负重伤”。
6月中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缨、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
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中统南京实验区的特务蜂拥而上，对代表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酿成下关惨案。
中共代表团当夜知道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
第二天，京沪各报纷纷报道，全国哗然。
事情闹大了，蒋介石将陈立夫找去训斥了一顿。
陈立夫回来后，也埋怨叶秀峰计划不周，不应该伤人，使事态扩大。
并要叶秀峰处理善后事宜，叶秀峰只得找了两个替罪羊，扣押了两个月，等风头一过，即放了出来。
二陈的特务政治闹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后来，就连国民党内一些稍有正义感的人士都对陈立夫不满，甚至美国人马歇尔也指责陈立夫为“反动分子”。
陈立夫却毫不在乎，他钻牛角尖是钻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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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梁换柱（1）
蒋介石虽然指示二陈破坏政协决议，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对他在政协会议上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却不敢公开耍赖。
当时，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政协会议上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便是取消特务政治，保证“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政协会议后，随着特务在各地的肆意横行，更加激起人民极度的不满，全国上下都一致要求蒋介石尽快实行他的诺言，特别是诺言的第一项，取消特务政治，还人民以民主自由。
蒋介石对于他赖以进行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特务机构当然不会轻易放弃，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难得割舍。
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反人民的态度越来越顽固，陈立夫公开叫嚷：“国民党不能允许共产党并存”，既然如此，他们必须牢牢掌握特务这一###反人民的工具。
一方面是人民的呼声，包括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要求取消特务政治；一方面是蒋介石本人，包括陈果夫、陈立夫，企图保留特务势力。
蒋介石十分为难，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才能应付过去。
1945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组成一个7人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以决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去留。
这帮中统、军统的头面人物经过反复密谋后决定：将两大特务机构改头换面地完整保存下来。
军统改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下；中统则改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隶属于司法部。
这一方案提出后，蒋介石表示同意，因为它既可以蒙哄广大人民，又可以保留特务力量，实在是偷梁换柱的好办法，因此，他即批准施行。
在施行过程中，军统方面比较顺利，而中统方面，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当时国民党###、司法院长居正坚决反对中统隶属司法部。
陈果夫与陈立夫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找内政部长张厉生协商，拟将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下，张厉生原属二陈的老部下，不敢得罪二陈，只得同意，但提案送到立法院后，受到许多立法委员的反对，这个方案只好搁浅。
二陈到处碰壁，满腹怨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再次密商，提出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仍旧放在党务部门，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表面任务只是负责国民党中央和普通党员间的联系。
由于二陈在国民党内还有势力，这个方案没有碰到什么阻力，便得到通过。
1947年秋天，国民党中央下令撤销中统局，同时成立“中央党员通讯局”，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
此时，陈立夫已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便一心经营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的人事由陈立夫一手安排，他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底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指导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党政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记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局长直接领导。
在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陈文彬。
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相应改称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
这样，中统局从表面上看是取消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二陈的精心安排下，以改头换面的办法完整地保留下来。
对于蒋介石、对于二陈来说，这个办法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却是难以解决，即经费问题。
中统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后，庞大的经费仍由党部开支，而当时国民党内机构林立，组织臃肿，开支浩繁，蒋介石既然要实施所谓的宪政，也得装一下样子，即国民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库开支的太多了，这样一来，国民党也就养不起二陈的这一大帮特务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经过考虑再三后，想出了一个本着“溶党于政”的精神、设立外延单位的办法，即将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无法容纳的部门和特工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机关，以“集体转业”的办法，在行政机关里增设机构，由中统高级特务直接控制、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指挥，成为党员通讯局与行政部门“一子双祧”的特殊机构，这种机构被称为局本部的外延单位，当时主要有三个：（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第七科。
主计处本来是为CC派所控制的部门，其主计长陈其采是陈立夫的叔父，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CC派的骨干，所以陈立夫一提出在主计处增设单位的主张，马上为陈其采所采纳，吴大钧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设。
于是，在统计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设了第六、第七两科，这两科从科长到办事员，均由陈立夫委派中统特务充任，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长，张义城任第七科科长，另派原中统局第三处处长王秀春任统计局帮办，统率新成立的两个科。
偷梁换柱（2）
第六科的公开业务为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的公开业务为施政成绩统计。
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制，增设相应的单位，以同样的办法安插特务。
所有安插在主计部门的人员表面上做着行政统计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均从事“党政情报”的特务工作。
（二）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当时CC派骨干张厉生任内政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内政部建立外延单位，即得到张的支持，于是，张厉生将该部新设立的人口局划出第四处给陈立夫。
陈立夫便派原中统局秘书张国栋率30人前往任职，张国栋任人口局局帮办兼第四处处长，下辖三个科，分别由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任科长，其公开业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则是党派人事登记，特别是对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之用，这个处在各省市无下属单位。
（三）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
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李璜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部长职位。
陈立夫便找到李璜，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结陈立夫，另一方面又不愿CC派势力渗透到经济部，开始不同意，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
陈立夫派中统特务郑尧为处长，赵毓麟为秘书。
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
该处下辖四科一室，其中三个科长由陈立夫安排，容纳中统30人，另外一科一室人员由青年党安排。
该处公开的业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黑市、走私和囤积居奇等。
秘密任务则是收集中共情报，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运、拦截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这个处在全国一些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武汉、广州、太原、开封、重庆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调查站，人员均由陈立夫从中统特务中选派。
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党员通讯局内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如主计处第六、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与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
这些单位虽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由于国民党标榜行宪，在“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期，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虽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
“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动。
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