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与陈立夫:国民党兄弟教父-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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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称陈果夫为“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并要蔡元培代以致讯，“率尔进言”。
周恩来给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信全文如下： 两先生：分手十年，国难日亟。
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
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
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
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
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
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
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
敝方现特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
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
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代表作具体谈判。
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
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
果夫先生如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
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
专此，并颂时祉！周恩来九月一号中共领导人的来信洋溢着爱国热情，字里行间充满了殷殷希望，这些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来说，是有所感触的。
二陈看信后，也不能不为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坦诚合作的磊落胸怀所感动。
陈立夫专门指示曾养甫研究周恩来信函，并提出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者香港会谈，因南京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
同时，陈立夫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
照理，在这种基础上，国共两党的合作应该是很快可以形成了。
但在这关键时候，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深深地影响到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9月中旬，李宗仁、白崇禧等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并于9月17日与蒋介石在广州会晤，各派融融一堂，握手言和，至此，两广事变宣告平息。
同时，在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态度也较以前有所强硬，英国还答应给国民党贷以巨款。
另外，日本方面也似有缓和之意。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企图乘此时机，一举实现国民党的一统天下。
他估计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最多不过3万人，只要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飞机，即可在二三个月内，将红军大部歼灭在陕北，他扬言：“###与军阀之势力，已不足为中国之患，且也闽变数平，两广就范，中国统一之局已达于垂成之域矣。
”既然如此，那早先开始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接触，蒋介石当然认为是多此一举了，他即令二陈提高谈判条件或是尽快结束这种谈判。
此后，二陈虽然与共产党还保持联络，但只是为了在政治上留有回旋的余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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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2）
针对国民党方面这种敷衍态度，9月22日，周恩来直接致书蒋介石，严正指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同时警告说：“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但蒋介石自恃形势对他有利，仍执迷不悟，对国共两党的合作采取消极态度。
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融洽的气氛没有了，本来就很少笑容的陈立夫又摆出了那副阴冷的面孔，完全是以政府官员的姿态君临的。
谈话一开始，潘汉年说明了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该协定指出：（一）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三）必要步骤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2．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3．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不再破坏共产党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4．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5．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6．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
（四）两党各派出同数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
（五）双方均保持其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个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陈立夫本人也觉得无可挑剔，但他早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不可能以中共提出 的这个协定草案作为基础进行谈判，而是按蒋介石的旨意，提出了另外一套方案，他装出一副十分坦诚的模样说：“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
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陈立夫的意图十分明显，他把共产党“联蒋抗日”的举动看作是软弱可欺的表现，试图以合作为借口，解除中共的政权与军队，然后迫使共产党就范，达到“招安”的目的。
陈立夫凌人的盛气与苛刻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潘汉年当即严正指出：“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
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
你这些条件当然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提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潘汉年的话一针见血，揭开了问题的实质，陈立夫一时十分尴尬，他见不能压服潘汉年，急忙转了话题，口气也缓和下来，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周恩来面谈。
”潘汉年一口回绝，他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
”陈立夫狡猾地一笑，说：“请潘先生暂不要报告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我想周恩来应该会来的。
”潘汉年十分肯定地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这样，陈立夫与潘汉年的谈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结束。
在正气凛然的中共代表面前，陈立夫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他既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合作抗日，又不愿违抗蒋介石的旨令，放弃收编条件，正是在这种复杂心情的驱使下，他再次找到潘汉年，向他表示，希望谈判不要因此而破裂。
中共中央在得知国民党方面变化的情况后，即于11月12日电告潘汉年。
该电一方面严正指出：国民党的“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
同时，为了争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顾全民族斗争的大局，又作了重要让步，表示：“为一致抗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所谓“曾谈原则”，即原来陈立夫通过曾养甫向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党公开活动；政府继续存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
这些条件本来是陈立夫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提出的，现在共产党方面提出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确实叫陈立夫不好下台，答应下来，怕蒋介石怪罪，不答应，则堂堂党国要人出尔反尔，岂不遭天下人笑话。
陈立夫考虑再三后，决定晋见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洛阳指挥国民党大军围攻红军。
陈立夫携带中共中央复电专程飞赴洛阳，向蒋介石请示。
但此时，国际上又掀起反苏###浪潮，日德于11月15日签订了###协定，正极力拉蒋介石参加国际###集团，这就使蒋介石对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态度更加游移不定。
结果，陈立夫的洛阳之行没有任何效果，蒋介石否定了自己原来所提出的条件，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一波三折（3）
陈立夫也错误地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他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热情一下子冷了下来，这时，他也不怕被天下人耻笑了。
但不管怎样，总得要对共产党方面有个交待，于是，陈立夫只好硬着头皮再次邀请潘汉年前来谈判。
11月16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南京见面，谈话开始后，陈便告诉潘汉年，蒋介石仍坚持原提各条件，并表示绝无让步可能，要求潘汉年将此意见尽快电告中共中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委屈求全。
陈立夫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说：“日德方面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听完此话，觉得再没有可谈的了，便站起身来，拱手告辞：“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
”陈立夫见此，急忙拉住潘汉年，让他坐下，略带诚恳地说：“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战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捐弃成见。
”潘汉年说，共产党深明民族大义，相反，是国民党不能为民族捐弃成见。
见气氛稍微有点缓和，潘汉年便谈起曾养甫所提的国共合作四个条件，他直截了当地问陈立夫：“听说这四个条件也是先生的意思。
”陈立夫一听，连连摇头，矢口否认。
潘汉年知道，现在的陈立夫是完全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不会把提出四个条件的事扯到自己身上来的。
中国共产党已经作了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连以“曾谈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都不肯，双方再也不能往下谈了。
这样，陈立夫与潘汉年的会谈再一次不欢而散。
11月21日，潘汉年将会谈情况详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张闻天即于第二天复电告潘汉年：“目前此事无从谈起。
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中共中央也指示潘汉年：离开实行抗日救亡的前提，就没有任何商谈的余地。
12月28日，周恩来写信给潘汉年，指出：“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
……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这样，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因国民党无诚意而陷入僵局。
此后，陈立夫又约潘汉年进行过一次交谈。
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陈立夫将原来所提条件略有改动，如将保留红军的数目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