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如此江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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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635),平吐谷浑(今青海);
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今新疆东部);
贞观十九年(645),平高丽(今辽宁)。
可以说,贞观时期,除了几次小型战役外,每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间,几乎都是五年左右的时间间隔。这个规律很明显。显然,这是李世民有意识控制的一个节奏。其原因有二:
一、间隔五年用兵一次,可以有时间积累物资,不会导致民力的过分损耗。战争,是一种巨量的物资和人力消耗。贞观虽然号称盛世,但毕竟刚刚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剧减,经济总量很低。而贞观时期的战争,基本都在边疆地区,很多时候都是劳师远征,这对后勤供给的需求就更大了。成倍增加的后勤供给对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汉朝。虽然汉武帝时代是鼎盛时期,汉初七八十年都休养生息,储备了巨大的财富,但和匈奴打了几次大仗,就导致国库空虚,要额外增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纷纷出现。
所以,贞观时期并不适合大规模用兵,如果必须用兵,那也得有个缓冲时间。积累五年左右,差不多物资可以支持一次大型战役。
二、五年左右打一次,也是练兵的节奏。刀不磨,要生锈。军队也是如此。就以贞观九年平吐谷浑来说,本来吐谷浑是在青海一带的游牧政权,比较安分守己,虽然跟突厥一起打劫过唐朝,不过都是些小摩擦而已。李世民要出兵吐谷浑,从战略上看,是保障河西走廊安全。另外,也是要借此来锻炼军队,特别是艰苦长途的行军能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4)
在唐军进攻的时候,吐谷浑可汗把野草都烧掉,坚壁清野,让唐军的马没草可吃;然后轻兵逃入沙碛深处。唐军坚定追击,侯君集、李道宗一路率军行进,这里海拔很高,盛夏降霜,天气恶劣。又有“无人之境二千余里”,没有水源,地理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唐军“人龁冰,马啖雪”,终于追及可汗伏允,大胜而归。
其实这次作战,正是五年之后唐军灭高昌的一次彩排。因为高昌地处西域的东部,在今吐鲁番盆地。从唐朝边境到高昌,要渡过一个千里沙碛——当年玄奘就在这里历尽艰辛,差点丧命。一路上白骨累累。所以,高昌国王鞠文泰曾经很放心地说:“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二千里的沙碛确实是个巨大的障碍。可他忘了,正是五年之前,唐军深入高原,也是跨越“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的沙碛而击溃吐谷浑的。那次行军的主将侯君集,恰好就是此次灭高昌的主帅。
因此可以说,吐谷浑之战,就是高昌之战的预演。实际上,李世民虽然平了吐谷浑,但继续让吐谷浑可汗之子统率本族本地,羁縻服属之而已,并没有纳入到中央的统辖之内。
全面布局
李世民平吐谷浑,并没有吞并的兴趣。但对高昌却完全不同。这是由于两者的战略价值不同所致。事实上,平高昌,是李世民“开发大西部”大计划的第一步。
中原王朝对西域的开拓,从汉武帝开始。隋炀帝也很有兴趣,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如裴矩写过一部《西域记》。后来唐太宗也曾让玄奘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本质上,这是一部西域地区各个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报告。李世民开拓西域的野心不言而喻。
开拓西域这种做法,向来被传统儒家文臣所反对。比如魏徵就是坚定的反对派。但李世民却完全不听他的。
魏徵看到的是经济利益账。当时高昌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中西贸易的必经之路。如果能控制高昌,那么贸易利润是非常大的。但是军队远征需要消耗巨额军费,以后驻兵还需更多的长期费用。用魏徵的话说:“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
李世民算的则是军事战略账。如果唐朝欲进军西域,高昌是第一站。陈寅恪曾经指出:占据西域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关中地区的绝对安全。关中是唐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西北不远处的西域一带,当时仍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如果要保障关中的安全,就非得先控制住西域地区不可。所以,李世民派侯君集拿下高昌国后,开始是设置“西昌州”,然后立刻改称“西州”。一般来说,两个字的,都是羁縻州的名称;而一个字的,多是正州。正州就是和内地的州一样,由中央政府直辖。李世民设“西州”,显然是要直接指挥西州地区。
从此之后,西州就成了唐朝进军西域的一个桥头堡。从此向西,步步扩展。到贞观二十二年(648)的时候,首次出现“安西四镇”的布局。此后的高宗、玄宗时代,唐朝在西域不断开拓,一直到葱岭以西,达到历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而这一切,都发端于唐太宗破高昌、设西州的这个时候。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李世民的眼光超过了魏徵。
不过,现代史学家分析了西州人的户籍,发现了一个事实:在高昌国时代,人们的寿命,特别是男子的寿命,要远高于西州时代。这是因为,作为桥头堡的西州,大量青壮年男子都被国家征发从军,战死疆场无数。我们回头看看当年鞠文泰对唐朝使者说的这番话,恐怕也是别有意味吧:
“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你们的东西很好,可我不喜欢,我只喜欢我的。
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李世民要做的,就是掌控一切。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
作为时代的最强者,李世民一生无往不利,风光无限。但就是他最后的收官之战,却带给他真正的失败,留下了深刻的遗憾。
其实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唐朝攻占了高丽的很多地方,跨越了辽河,把高丽的空间压缩了很多,也为后来唐朝进一步进攻高丽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后人基本都以失败来看待这次高丽之战,这主要还是从战略的角度着眼。因为李世民的目标是要彻底征服高丽。无疑,这个目标没有达到,失败了。
自当皇帝之后,李世民再也没有亲征过。贞观年间的所有大战,他都只是制定基本方针,具体战役都交给将领们去完成。而这次亲征高丽,一则说明他重视,二则也因为他有充分信心。总之,他是志在必得。可最后他都没能越过鸭绿江,离征服高丽的目标相去太远了。
后人因为这次战役失败,也多持批评态度,认为他没有吸取隋炀帝的前车之鉴,重蹈覆辙,实在不该。这个意见不无道理。隋炀帝时,国富兵强,但以倾国之力也没有拿下高丽,甚至连像样的进展都没有。当然原因有很多,其中高丽的强悍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地理位置对高丽很有利。首先,高丽地处偏远的东北,而隋唐的中心都在西北之关中地区,相距很远。其次,这个地区,雨季在农历六七月间,从农历*月至来年二三月之间,又是寒冻天气。所以,有利的攻打时间,只能在冻期已过而雨季未临的短暂时间。这就要求进攻方必须速战速决。但高丽特别擅长固守,而且坚城众多。因此,高丽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
李世民恐怕没有充分意识到,唐军在攻打坚城方面,并没有太好的成绩。当年攻打一个洛阳孤城,都苦战十个月之久不能下。贞观年间的战争,也都是针对草原民族,打的是野战。唐军可以凭着更加强大而灵活机动的骑兵获胜。所以,这次战役,唐朝完全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失败是合乎逻辑的。
李世民是个明白人,高丽虽然面积小,但绝对是一块硬骨头。那他为什么还要力排众议,坚持亲征高丽呢?
替李世民辩护的,大多是认为:李世民是为了“无贻子孙忧”。他在贞观十七年(643)立了李治为太子,担心李治过于仁弱,若是由李治来打高丽,恐怕就会像隋炀帝一样,后患无穷。
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高丽在当时已经有坐大的趋势。中国历史上,从东北崛起的政权,往往会给中原政权带来灾难性的威胁。前有鲜卑的北魏,后有契丹、女真等。也许李世民正是要将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不过,从李世民每隔五年发动一次大战的规律来看,很可能打高丽早在他的计划之中。他之所以要打高丽,可能也是与隋炀帝的失败有关。
李世民做皇帝,有个很好的反面教材,那就是隋炀帝。几乎在内政的每个方面,他都是与隋炀帝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取得了“贞观之治”。但是在对外的野心上,李世民却和隋炀帝颇有相通之处。当然,从效果上看,是有天渊之别,隋炀帝很失败,而李世民超级成功。这些无疑都增长了李世民的自信和骄傲。
大家都知道,征高丽是隋炀帝最大的败笔,他因此而身亡国破。恐怕李世民也非常希望在最后这件事情上,再次能给自己一个证明,证明自己能拿下高丽,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比隋炀帝英明出色!所以,我认为李世民征高丽,是要和隋炀帝一比高下。
最后一点,可能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李世民恐怕也不太能容忍高丽对“天朝上国”的傲慢和挑衅吧?
房玄龄临终给李世民上表,说:“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它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房玄龄是最理解李世民的人,他就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内为前代雪耻”。所以,总的来看,征高丽此举,其政治军事意义恐怕还在其次,而争强好胜的心理,也许更是主要因素呢!有了私心,就容易判断失误。这可能就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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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强人背后的常人情感
李世民是个超级强人,他的性格上面,颇有好胜心态。甚至小事上也是如此。曾经有一次,西域进贡来一个胡人,善弹琵琶,创作了一个曲子,弹起来极为华丽复杂。李世民不想输了场面,于是就搞了一次酒会,在酒会上让这个胡人音乐家当场演奏一遍。其实他早已经安排了宫里的一个音乐高手叫罗黑黑的,隔着帷幕听。一遍之后,李世民对胡人音乐家说:“这个曲子不稀奇,我宫里的人都会啊。”然后叫出罗黑黑来弹,居然一个调子都没遗漏,从头到尾,重奏了一遍。只不知道那个胡人音乐家会不会精神分裂?这样的李世民,其实和一个好胜的男孩并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是超级强人,虽然是贵为皇帝,但李世民一样有常人情感,而且比常人来得更夸张。因为他本来就是性格张扬,喜怒之情充沛。所以,我们常可看到李世民的喜怒哀乐表达,比如他会哭:
他的结发妻子长孙皇后死后,他很思念,常登楼眺望陵墓。有次他和魏徵一起登楼,魏徵假装看不见,然后故意说,我还以为你给我看高祖的陵呢。李世民为之痛哭一场,不再登楼。
他也为他的女儿哭。李世民有很多子女,其中长孙皇后生的二女儿晋阳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