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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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平沼发起和主持的。
平沼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国本社”社长(1926年至1936年,平沼实为该组织之创办人);枢密院副议长(1930年至1936年);枢密院议长(1936年至1939年);国务总理大臣(1939年1月至8月);近卫内阁国务大臣、副首相(1940年7月至1941年10月);思想控制会委员(1941年8月);枢密院议长(1945年)。
平沼后半生的政治活动之所以一帆风顺,完全是由于他的大日本主义和法西斯的思想主张能够迎合激进派少壮军人的心理,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拥护。他同陆军中的荒木、真崎和海军中的加藤、末次等巨头密切勾结,互相支援,在日本政界中几乎是一个“不倒翁”。他利用他曾任司法官数十年的资望,在日本司法界中广泛地拉拢党羽,散播法西斯种子。平沼因为年事较高,在外表上看起来“道貌岸然”,颇有“淳厚长者”之风,实则非常深沉险诈,几乎每次日本政变背后都有他的阴影。
二十八名被告战犯的简历(3)
广田弘毅
前首相,六十九岁,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政治系毕业。广田毕生服务于日本外交界,是一个法西斯色彩十分浓厚的老牌外交家。他在外务省服务数年之后,即晋升为驻荷兰公使,旋又调回外务省,任欧美局局长。
广田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驻苏联大使(1930年);斋藤内阁外务大臣(1933年9月至1934年7月);冈田内阁外务大臣(1934年7月至1936年3月),国务总理大臣并一度兼任外务大臣(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近卫内阁外务大臣(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内阁顾问官(1940年)。
广田1936年任首相时曾勾结德国缔结德日防共协定,其倾向法西斯轴心之态度已昭然若揭。其后于任近卫内阁之外相时又成立德日意三国防###事同盟,正式把日本的国策拖上了轴心勾结的路线。1937年起侵华战争之逐步扩大,终至不可收拾,近卫首相虽首当其罪,咎有应得,但身任外相的广田逢迎军阀,一味蛮干,实亦负有重大责任。同平沼一样,广田的政治资本也是善于以法西斯侵略思想和作风勾结反动军人,从而博得他们的欢心和爱戴。广田是极端黩武主义团体“玄洋社”的中坚分子,亦即被外间称为“黑龙会”的法西斯组织的重要角色。
星野直树
五十五岁,1917年于帝国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大藏省(财政部)供职多年,以理财手腕灵活、能力高强见重一时,被誉为日本财政界“后起之秀”。
星野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满洲国”政府财务处总务局局长(1932年);“满洲国”财政部总务司司长(1934年);“满洲国”政府财政部次长(1936年);“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1936年12月);“满洲国”总务长官(1938年7月);“满洲国”傀儡政府的官制,每部设部长(亦称“总长”,后改称“大臣”)一人,由一挂名之中国傀儡充任;设次长一人,由掌握实权之日本人充任。是故所谓“次长”事实上便是该部独揽大权之最高长官。这些日本次长每星期###一次,会上的一切决议只是提交傀儡政府的“国务会议”一字不改地照案通过,付诸实施。“满洲国”的所谓“国务总理”,情形亦复如此。这个职位名义上由一名老朽昏庸的大汉奸(如郑孝胥、张景惠之流)担任,但是在国务院里设有“总务厅长”(或“总务长官”),事实上便是国务总理。他独揽“满洲国”的一切行政大权,大小汉奸对他都是奉命惟谨的。星野长期担任过这个职务,他对“满洲国”的种种罪恶措施当然要负很大一部分的责任。近卫内阁企划院总裁,继任国务大臣(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东条内阁书记官长兼国务大臣(1941年10月16日至1944年7月);大藏省顾问官(1944年12月)。
星野到“满洲国”以前不过是日本大藏省的一个干练职员,但是他到了“满洲国”之后,便逐渐成了一个侵略能手。他勾结历届在满洲的菱刈、本庄、三宅、冈村、东条等日本关东军巨头,组织所谓“满洲友之会”,博得他们的信任和赏识,因而攫到了“满洲国”的财政大权,对中国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掠夺和榨取,使东北的全部资源和人力尽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政策服务。在从事这种罪恶活动达八年之久以后,星野回到国内,担任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中的要职,使日本一方面能持续其侵华战争,一方面能发动其对美英各国的太平洋大战。在日本人心目中,星野是东条的左右手之一。
板垣征四郎
六十二岁,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参加1904—1905年日俄战争。此后便供职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长期从事罪恶活动。他和著名的“中国通”土肥原、冈村、矶谷等是士官学校同期毕业生,也是中国人民所最痛恨的日酋之一。
板垣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职务:关东军陆军大佐(1929年);关东军副参谋长(1934年);日本驻华第五师团长(1937年3月);关东军参谋长(1936年至1937年);近卫内阁及平沼内阁之陆军大臣兼内阁满洲事务局总裁(1938年6月至1939年8月);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39年9月);朝鲜军总司令(1941年7月至1943年);最高军事参议官(1943年);驻新加坡日本第七方面军总司令(1945年4月)。板垣于1932年晋升关东军少将,1937年5月还曾供职于参谋本部,1941年7月晋升陆军大将。
板垣1929年只是关东军的一个陆军大佐,到1938年便出任陆军大臣,1941年更被擢为陆军大将,其晋升之速在日本是罕有先例的。其所以然者,无非是为了酬劳他侵略中国的“巨大功迹”。在任职关东军时代,板垣是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强使其脱离中国和成立“满洲国”傀儡政权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据说他自己还一度梦想过要做“满洲国皇帝”。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发动之后,他又率领日军转战于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的残酷暴行。同土肥原一样,板垣的名字和罪迹在中国人民中是妇孺咸知的。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板垣正在新加坡任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他是在远东国际法庭正式开审的前一天才被押解到东京的。
贺屋兴宣
五十八岁,是战时日本最突出的一个理财能手,有“财政魔术家”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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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名被告战犯的简历(4)
贺屋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大藏省(财政部)书记官长(1934年);近卫内阁大藏大臣(1937年6月至1938年5月);兴亚院顾问(1939年);华北开发会社总裁(1939年至1941年);东条内阁大藏大臣(1941年至1944年2月);大政翼赞会理事(1944年)。
贺屋之所以能取得日本战时财政大权,也是由于他在政治主张上能够迎合法西斯军人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从而得到他们的欢心和支持。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两个最重要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大战)时期,贺屋都担任着藏相的职位,不啻是日本战时财政的总指挥。他控制着日本国内的金融、货币和对外贸易,动员了全国的财力资源,因而有力地支持了军阀们的侵略战争。在担任所谓“华北开发会社”总裁时期,他对中国资源还进行过直接的残酷掠夺和榨取。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日本政府妄图挽救濒于破产的金融,设立了一个“通货对策委员会”,由贺屋任委员长。这是贺屋在日本政府中担任的最后一个要职。但是由于日本经济日益恶化,通货膨胀急转直下,这个号称“魔术家”的“魔术”至此也就无能为力了。
木户幸一
五十八岁,系明治维新时元勋木户孝允之曾孙,世袭侯爵。木户曾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在校时与绰号“花花公子”的近卫文交情最深,因为两人同自贵族出身而又志趣相投。在此后的长期政治生涯中,他们互相勾结、彼此支援,逐渐成了日本政界的两个显赫人物。木户在大学毕业后便投身政界,任农商省事务官、工务局课长、产业合理局部长等职。
木户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内大臣府书记官长(1930年);近卫内阁文部(文化###)大臣(1937年);近卫内阁厚生(实业、生产)大臣(1938年);平沼内阁内务大臣(1939年);内大臣(1940年至1945年);日本天皇之首席机要顾问。木户还多次担任过“重臣会议”的主持人。
木户曾长期供职内大臣府,继又亲任内大臣多年。他对日本政界波涛起伏、风云变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内大臣不但是最亲近日本天皇的一个宠臣,而且是联系天皇与内阁的枢纽;每次内阁改组和首相更迭都要由他上奏天皇裁可的。“内大臣府”和“内大臣”(有时亦称“宫内大臣”)在战前日本政治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内大臣府”不是内阁的一个附属机关,而是照料天皇和管理宫内的一切事务的最高机关;“内大臣”不是内阁的一名阁员,而是联系内阁和天皇的媒介人,同时又是天皇最亲信的政治顾问和助手。每次政府改组,内阁更迭,以及继任首相和各部的人选,都要通过他奏请天皇予以“裁可”。因此,他不但是日本政治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而且对各种改变内幕情况最为熟识。木户担任此职多年,他的私人日记当然不能不为法庭所重视。木户任内大臣之初,正值近卫内阁改组,日本军人酝酿发动太平洋大战,并坚决要拥护东条英机上台。木户对此不但未加遏制,而且推波助澜,予以支持。说者谓东条“冒险内阁”的组成,木户的推荐实与有力。同近卫一样,木户也是贵族中被法西斯军阀所操纵而甘愿为其工具之一人。
木户爱作日记,数十年如一日。在日本投降后,他的这部巨帙的日记被盟军总部所搜获,旋即移交给了远东法庭,保管于档案室中。多年以来,木户一直是日本政府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因而他的日记对于法庭认清日本政治演变的内幕情况,例如侵略政策的逐步形成、侵略战争的逐步推进、历届内阁的人事更迭、军人派系的明争暗斗等,是非常有帮助的。诉讼双方也都从这部日记中尽量搜取有利于己方的材料而加以摘录,作为证件向法庭提出。不过有鉴于木户本身便是一个法西斯思想极浓而且富于封建贵族阶级偏见的人,法庭对他的日记的作证价值还不是完全无条件、无保留地肯定的。然而,尽管如此,木户日记还不失为关于日本近二十年来最高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内幕活动和演变的最详细、最有系统而且比较准确的私人记载。在巨帙的“木户日记”中,仅系有关各被告罪责的部分才被法庭涉讼双方所摘要录去,作为证据向法庭提出。检察方面所摘录的是不利于各被告的记载,辩护方面所摘录的是有利于各被告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只占日记中的很小一部分,而全部日记对于日本近二十年来政治外交的历史研究都有巨大的价值。因此之故,盟军总部便把它全部照相影印了一百份。这些影印本连同日记原本都已被运往华盛顿,由美国陆军部所独占,连一部影印的副本都不肯给予同它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