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阅兵-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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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说，第一阶段任务已经完成，只需坐等大部队攻下太原，再慢慢打这只死“虎”就行了。然而，李水清、李布德并不打算“坐享其成”。卧虎山“虎尾”斜下有几个小山头，他决心先占领这几个小山头，作为以后进攻的出发地。
　　当天夜间，李水清亲自摸到了前沿，观看地形。李水清让第596团7连趁黑前去摸摸虚实。他自己则爬到守军堑壕外，观察匍匐上前的部队。
　　战果出乎意料！
　　一顿饭工夫，7连一名战士返回报告：占领一个碉堡，抓住一个师长、一个副师长。
　　身经百战的李水清意识到，不经意间抓住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按常规，打开卧虎山这种坚固阵地的突破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现在，他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守军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碉堡。
　　战机稍纵即逝！
　　李水清、李布德当机立断，命令第596团第3营立刻进占突破口，巩固突破口。
　　改变前委的作战计划，责任重大，后果严重。实际上，军里也没有批准他的行动。军领导要求他们不要冒失，还是按作战计划打。
　　“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我们马上撤电话机，前进了。”李水清回忆说。
　　凭着多年作战的经验，他敏锐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机不可失。他叫电话兵拆掉电话机，拔腿跟着部队就向卧虎山进发了。
　　李水清在前面走，电话员背着电话机在后面放线。
　　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钻进了纵横交错的地道，一个个“叩响”了碉堡的后门，与守军短兵相接。
　　第595团3名战士顺着地道七钻八拐，不断往山顶上摸，鬼使神差地摸到了第19军军长曹国忠的指挥所。
　　指挥官被俘，卧“虎”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死”虎。
　　李水清、李布德仅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区区10个小时，就把卧虎山“收入囊中”。
　　曹国忠和他的第19军共5000余人，成了第199师的俘虏。
　　第199师为加速太原战役的进程立下大功。
　　太原战役结束后，李水清、李布德率第199师北上大同，屁股还没有坐下，就奉命东进平津，并在途中受领了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新任务。
　　第199师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1师，名声显赫，源远流长。
　　沧海桑田。
　　当年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及陕北红军等众多部队，发展到后来时仅有7个师能称其为“红军师”，他们分别是：步兵第1、第37、第61、第116、第127、第139、第199师。可见，赋予第199师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光荣任务，乃“巧合”中的必然，饮水思源，意义深远。
　　“红小鬼”李水清、李布德率领“红军师”受阅，众望所归，不辱使命。
　　自此，“红军师”有一个别名：“首都师”。
　　1950年，“首都师”再次参加天安门国庆阅兵，后不久就开赴朝鲜前线。
　　进入朝鲜的当天，李水清就从收音机里收到一则发自汉城的外军新闻：“中国兵源已经枯竭，首都师开上朝鲜前线。”
　　此时，李水清已是副军长。他对着收音机，嘲讽地说：“懂不懂？我们这是轮换训练。”
　　“首都师”入朝的第一仗，被军战史专家称之为“秋季防御战役”。
　　在宽24公里的防御正面上，第199师抗击着美军和南韩军队3个团的轮番进攻。在天上百余架轰炸机、地上200多辆坦克的进攻面前，他们创造了朝鲜战场上日歼敌万人的最高记录。
　　《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胜利。
　　而此时，时任第67军第201师政治委员的李布德也率部在朝鲜作战。在金城阻击战中，第201师先后作战191次，歼灭美军等万人。
　　美联社在电讯稿中说，用（志愿军）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自此，联合国军在朝鲜的长期对峙中，再也没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1955年，“首都师”凯旋回国。
　　在新中国军队一轮又一轮的精简整编中，“首都师”曾两易其主，现称为“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第199摩托化步兵师。”
　　日月如梭，时光流逝。
　　1999年，作为嘉宾，李水清、李布德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国庆50周年大阅兵。军歌阵阵，军旗飘飘，望着一个个方队迈着雄浑的步伐通过广场，老将军热泪盈眶。
　　时间仅仅过了7年。
　　2007年8月31日，李水清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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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参加开国阅兵仪式，难度比其他军种大得多。（1）
陆军自不赘言，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22年武装斗争的历史几乎是“一花独放”，人员、装备受阅也容易组织。海军受阅似乎同样“简单”，只“阅”人员不“阅”装备，谁能把军舰开到天安门去呢？
　　独空军例外。
　　军舰不能，飞机却能。
　　然而，天上无小事，事事要斟酌。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极为有限，而且大多是从国民党空军里飞过来的，飞机型号五花八门，无一不“伤痕累累”，很难“随心所愿”的去书写蓝天畅想。
　　阅兵仪式最初的设想，是让飞机在北平的上空散发传单，烘托一下庆典的气氛，没有出动飞行队参加开国阅兵的计划。
　　直到8月底，###中央才考虑开国大典阅兵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与海陆军代表部队一起参加阅兵。可空军怎么出动？当时并没有定论。
　　9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阅兵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空军是否受阅、如何受阅，会上还是没有定下来。直到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计划表才正式出台。
　　这时，距开国阅兵只有8天时间——192个小时，除去食宿“消耗”，真正能用得上的时间不到100个小时！
　　来之不易的空军受阅计划表哟！
　　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中央军委指示军委航空局立即组织一批飞机进驻北平南苑机场。
　　7月7日，军委航空局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成立一个飞行队，调集10名左右的飞行员，装备美国P—51“野马”战斗机，担任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
　　中央军委批准后，军委航空局于7月31日至8月8日在北平召开第一次航空工作会议，研究飞行队的具体编组问题。会议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九架战斗机与必要的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九月五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海部队解放长山列岛。”同时还确定，这9架飞机“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
　　随即，各种飞机和空地勤人员陆续抵达南苑机场。
　　8月15日，南苑机场。
　　一场大雨让多日的艳阳高温收敛了许多。雨后洁净的机场跑道上，全副武装的空勤人员整齐列队，站在各型飞机前面。
　　上午9时左右，北平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在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机场，检阅当天刚刚成立的“飞行队”。
　　叶剑英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的成立表示祝贺。从现在起，我们有了自己的空中力量。我相信，你们的战机不久就会出现在毛主席的面前。”
　　检阅结束后，叶剑英即离开北平南下，“赴两广工作”。
　　刚成立的这支飞行队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飞行队。

空军参加开国阅兵仪式，难度比其他军种大得多。（2）
这支飞行队，由于当时驻扎在北平南苑机场，所以有人称之为“南苑飞行队”或“北平飞行队”。又由于装备有不同种类的飞机，故亦称为“混合飞行中队”或“混合飞行大队”。
　　飞行队队长、政治委员分别由徐兆文、王平阳担任，下辖3个飞行分队（第1战斗机分队，分队长赵大海；第2战斗机分队，分队长杨培光；第3轰炸机分队，分队长邓仲卿。飞行员有阎磊、谭汉洲、刘卓生、王延州、毛履武、王玉珂、任永荣等），1个机械分队，分队长刘平凡、副分队长于广昌，机务人员40余名。这些人大部分是国民党空军的起义人员和北平解放后报到的旧航空人员。
　　各类飞机共10架，其中美国P—51“野马”战斗机6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2架、美国PT—19型教练机2架。
　　9月5日，飞行队正式担负起了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每日昼间在南苑机场保持双机到四机的战斗值班，一有命令，即升空作战。
　　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力量，国民党空军独霸中国天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能作战的飞行队的飞机全是国民党空军的，担负作战任务的空勤人员也几乎全是国民党空军培养并接受过美国训练的。国民党依靠美国建立起来的庞大军事机器，在人民的打击下，不断分化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了人民方面，成为人民夺取和保卫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
　　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
　　9月上旬，军委航空局又把担负专机空运任务的几个飞行机组划归飞行队领导，称之为第4空运分队。
　　这时，飞行队由初期的五六十人扩大到一百五六十人，各类飞机多时达到30余架。
　　尽管飞机多了，空勤人员队伍壮大了，也一直在进行受阅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最终能否参加开国阅兵还是个未知数。
　　9月中旬的一天——决定飞行队受阅“命运”的时刻到了。
　　下午3时左右，朱德代表###中央、中央军委视察南苑机场，看望飞行队全体指战员。聂荣臻、李涛、常乾坤等陪同。
　　受阅飞机整齐的停在停机坪上，接受总司令的检阅。
　　朱德检阅完后，走到每架飞机面前，仔细查看了飞机，然后问：“你们的飞机能不能参加飞行受阅呀？”
　　“能！”空勤人员几乎异口同声地答道。
　　没有事先安排，也没有领导示意，完全是大家的肺腑之言。站在朱德身边的徐兆文会心地笑了。
　　“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嘛。”朱德边说，边与聂荣臻、李涛、常乾坤等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坐了下来。
　　这是个简易的观礼台，几张长形桌子上面铺着黄色军毯。
　　9名飞行员麻利地跨进机舱。
　　转眼间，传来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
　　9架P—51“野马”战斗机依次跃上云天，在机场东西跑道上空编队飞行了一圈后，从容落地。
　　朱德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飞机，不停地点头微笑着。
　　聂荣臻起身离开观礼台，走到刚落地的一架飞机旁。这是分队长杨培光的飞机。
　　聂荣臻问杨培光：“能不能再多飞几架？”
　　说话间，李涛、常乾坤陪同朱德走了过去，飞行员们也都围了过来。
　　“我们‘蚊’式机也能飞。”飞行员王玉珂抢先回答，还用手指了指跑道。
　　跑道远处，停着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一架是他驾机起义飞过来的，另一架是由南苑航空修理厂的机务人员修复的。
　　王玉珂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脸，爽直热情，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1949年3月7日从上海驾机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