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残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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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未必真的去找过总统。清室请他当我的师傅，至少有一半是为着靠他“保镖”，因此不敢得罪他。他一红脸，王爷和大臣们马上让了步，撤走了太监。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最初我倒是规规矩矩地跟他学英文，不敢像对中国师傅那样，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这样的日子只有两三个月，我就发现，这位英国师傅和中国师傅们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不但和中国师傅一样恭顺地称我为皇上，而且一样地在我念得厌烦的时候，推开书本陪我闲聊，讲些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据他的建议，英文课添了一个伴读的学生。他也和中国师傅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位苏格兰老夫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他到宫里教书是由老洋务派李经迈（李鸿章之子）的推荐，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被清室聘来的。他曾在香港英总督府里当秘书，入宫之前，是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据他自己说，他来亚洲已有二十多年，在中国走遍了内地各省，游遍了名山大川，古迹名胜。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对中国古诗特别欣赏。他读过多少经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他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2）
他和中国师傅们同样地以我的赏赐为荣。他得到了头品顶戴后，专门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穿起来站在他的西山樱桃沟别墅门前，在我写的“乐静山斋”四字匾额下面，拍成照片，广赠亲友。内务府在地安门油漆作一号租了一所四合院的住宅，给这位单身汉的师傅住。他把这个小院布置得俨然像一所遗老的住宅。一进门，在门洞里可以看见四个红底黑字的“门封”，一边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另一边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股貂褂”。每逢受到重大赏赐，他必有谢恩折。下面这个奏折就是第一次得到二品顶戴的赏赐以后写的：
臣庄士敦跪
奏为叩谢
天恩事。宣统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钦奉谕旨：庄士敦教授英文，三年匪懈，
著加恩赏给二品顶戴，仍照旧教授，并赏给带膆貂褂一件，钦此。闻
命之下，实不胜感激之至，谨
恭折叩谢 皇上 天恩。谨
奏。
庄士敦采用《论语》“士志于道”这一句，给自己起了个“志道”的雅号。他很欣赏中国茶和中国的牡丹花，常和遗老们谈古论今。他回国养老后，在家里专辟了一室，陈列我的赐物和他的清朝朝服、顶戴等物，并在自己购置的小岛上悬起“满洲国”的国旗，以表示对皇帝的忠诚。然而最先造成我们师生的融洽关系的，还是他的耐心。今天回想起来，这位爱红脸的苏格兰人能那样地对待我这样的学生，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他给我拿来了一些外国画报，上面都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片，大都是显示协约国军威的飞机坦克大炮之类的东西。我让这些新鲜玩艺吸引住了。他看出了我的兴趣，就指着画报上的东西给我讲解，坦克有什么作用，飞机是哪国的好，协约国军队怎样的勇敢。起初我听得还有味道，不过只有一会儿功夫我照例又烦了。我拿出了鼻烟壶，把鼻烟倒在桌子上，在上面画起花来。庄师傅一声不响地收起了画报，等着我玩鼻烟，一直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一些外国糖果，那个漂亮的轻铁盒子，银色的包装纸，各种水果的香味，让我大为高兴。他就又讲起那水果味道是如何用化学方法造成的，那些整齐的形状是机器制成的。我一点也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吃了两块糖，想起了桧柏树上的蚂蚁，想让他们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于是跑到跨院里去了。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于是又守着糖果盒子，在那里一直等到下课。
庄师傅教育我的苦心，我逐渐地明白了，而且感到高兴，愿意听从。他教的不只是英文，或者说，英文倒不重要，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英国绅士那样的人。我十五岁那年，决心完全照他的样来打扮自己，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一大堆西装来。“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地系在领子的外面。当我这样的走进了毓庆宫，叫他看见了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第二天，他带来了裁缝给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后来他说：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的不是绅士，是……”是什么，他没说下去。
“假如皇上将来出现在英国伦敦，”他曾对我说，“总要经常被邀请参加茶会的。那是比较随便而又重要的聚会，举行时间大都是星期三。在那里可以见到贵族、学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会见的各种人。衣裳不必太讲究，但是礼貌十分重要。如果喝咖啡像灌开水，拿点心当饭吃，或者叉子勺儿叮叮当当的响。那就坏了。在英国，吃点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复精神），不是吃饭……” 。。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3）
…………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发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之后，我就更觉中国的丝弦不堪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
…………
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越来越多地占用着上课时间，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他还谈到了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
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但是圣德日新，不能总是在紫禁城里。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宽阔的眼界……”
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每个人都对我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
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我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便装长袍，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
“那个少年是谁？”
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我的上帝！”（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三章“紫禁城内外”之五“庄士敦”，中华书局，1977年。）
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1874～1938）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于189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后进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学习，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Sir Henry Blake）的私人秘书。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分在华工作了34年。 。。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4）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他先后穿越中国云南和越南，然后又到缅甸考察。光绪三十年（1904），他经威海卫的首任英国文职行政长官骆任廷（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力荐，被英国殖民部派往威海卫，先后出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沿长江而上去了四川、西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到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主要任务是考察佛教圣地，为研究佛教理论搜集原始资料；民国二年（1913），他前往普陀山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根据沿途的实地考察写成了《从北京到瓦城》（From Peking to Mandalay。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tan Ssuch'uan and Yunnan）、《大地众生成佛》（Buddhist China）等书，对佛教礼赞备至。
在威海期间，庄士敦因觉得难以施展抱负，而几度想弃政从学，却屡屡受挫。他谋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香港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都功亏一篑。民国七年（1918）的八月底，庄士敦循惯例往内地旅行，十月底来到了上海，不想就此时来运转了。时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徐世昌等人想为溥仪选一位师傅，教授英语和欧洲宪政知识，托李鸿章次子李经迈物色。李经迈曾在威海卫避难，与庄士敦交往甚密，在上海再遇后，自然大力推荐。庄士敦大喜过望，欣然受邀，遂于民国八年（1919）二月从威海离任，正式开始了“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刚好14岁，而庄士敦已45岁。庄士敦就此迈上了人生的又一个台阶，进入了神秘的中国内宫。西洋人中，在紫禁城里长期生活过的，独他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也别无他人，风头一时盖过了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从此名闻天下。英国政府在其离威前，授予他CBE（高级英帝国勋爵士）。
溥仪被逐出宫时，庄士敦曾通过英国使馆向民国政府施压。溥仪去天津后，庄士敦于1926年短暂任英国赔款委员会书记，次年便重回威海卫当行政长官。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一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面临离开中国，庄士敦沮丧异常，以致因仆人将衣服装箱时出错，而大发雷霆。
卸任回国后，庄士敦从1931年到1937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汉学教授。但上课讲学的工作，于他并不合适。他对溥仪念念不忘，九一八事变后，他借返华处理威海卫遗留问题之机，特地赴津探望溥仪，并请溥仪给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