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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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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以后,眼睛肿起来了,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实在买不起。1969年又被送往五七干校(原福田劳改农场)。1975年李茵退休,每月退休费按原工资60 % 只有24元6角。女儿顶替到食堂烧锅炉,月工资29元5角。生活苦不堪言。
  1982年邓钧洪、李茵全家才算“落实政策”,恢复待遇。
  (五)柏原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派分子”。柏原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全家人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柏原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张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了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里委屈、绝望,便选择了卧轨、撞车,种种自杀的道路。
  当时柏原35岁,正当壮年。最难应付的却是个“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从入队的第一天起就被警告:到这里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内容和外边的一样:交待、检举、认罪……批斗。除了强度很大的劳动之外,精神是非常紧张的。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
  (六)袁家式
  1958年秋,最后宣判袁家式摘掉帽子,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4级,又下放劳动。工作组在大会上告诫:“帽子时刻抓在我们手上,不老实,随时可以再戴”。1958年至1960年,袁家式和张雨林、严伯嘉一道,在衡山修水库,“低着脑袋做人”。1960年到省文化局。1964年调省文化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馆里第一批抓的黑鬼就有“这个老右派”,前后被专政三年。
  1969年10月得到“解放”,旋即去绥宁农村劳动三年,又转到五七干校审查半年,直到1972年分往洞口一中,教了一年化学、五年语文。
  (七)李均
  李均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系列打击接踵而至。先是被开除党籍,撤消现有职务,调任待遇较低的工作,由行政16级降为21级,月工资55元。随后又被发配到偏僻的南县农村,进行无限期的“劳动改造”。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农村生活非常困苦。吃了公共食堂的一点点粗米饭,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亲人寄来的粮票,竟被大队某干部没收。去讨要,反遭来一顿臭骂:“你这个右派不老实,还想搞特殊化。”脚上生疮、步履艰难,仍得一瘸一瘸地去劳动。那时农村生产队没有电话,大队中队开会,均由五类分子通知。劳累一天之后,晚上还得摸黑去送通知。眼力不好,几次雨夜送通知摔倒在田里。公社定期集训五类分子,大队经常找五类分子训话,每次必须去,每次均得老老实实认罪。妻子也受到株连,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殴打、辱骂,并从学校下放到县药场监督劳动。她痛不欲生,几度欲寻短见,以死抗争。
  1960年底,经过两年多的改造,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在南县华阁公社办公室工作,自以为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可以直起腰杆做人了。谁知还是“摘帽右派”,处处仍受歧视。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日子里,时刻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但求平安无事。这种起码的要求也被现实粉碎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发配到公社渔场监督劳动,从此成了劳改犯,挨批挨斗成了“家常便饭”。公社造反派频繁批斗“走资派”,每次均得挂着大牌子低着头陪斗。批斗会后还得挂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街示众。
  (八)蓝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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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4)
1958年4月,报社对右派分子作出决定,对蓝岗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开除团籍(超龄)、撤职、降级、降薪,即从原行政17级降为21级,月薪从91元降到55元。应该说是报社右派中受处分比较轻的一个。
  报社对保留公职的右派,分别下放到南县、衡山两个点参加劳动。蓝岗患肺结核未愈,留报社印刷工厂劳动。先在印刷工厂的排字房、铸字房、裁纸房打杂,后转到职工食堂养猪场喂猪。在喂猪的一年多里,没有走出报社大门,有时拖板车上街,也要有人陪同。并且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可说完全中断。在每天的劳动中,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树上落下一片叶子,也怕打破脑壳。在喂猪期间,还在母猪下崽的几天里,把被窝、铺盖搬到猪栏旁,日夜守护,防止母猪翻身时压死崽猪。如此积极劳动,图的是什么?图的是有个好表现,以便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万万没有想到,不仅没有摘帽,反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因为某些人为了表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搞伪证逼供信。污蔑蓝岗“形成三十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团”,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且“情节极其恶劣。” 经再三抗辩,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五年有期徒刑。法官宣判时,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第几款给我判刑,只是笼统地说:“本院为严肃国家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依法判处蓝岗为有期五年,强制劳动改造。”这说明当时判刑,“依法”也有相当的随意性。判刑后,被押解劳改农场——岳阳县城陵矶建新农场。正是过“苦日子”时期,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反革命犯”,与一些土匪、强盗、强奸犯、杀人犯关在一起,在很难填饱肚子的情况下,每天要围进高墙,在看守员的枪杆子押解下,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身心饱受创伤与痛苦。
  在过“苦日子”时期,劳改犯人的伙食很差,最先每人每天还可以吃到八两米“双蒸饭”,以后不得不改吃红薯、蚕豆和菜叶、蒿子粑粑。很多犯人由于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熬不过的就倒下去了,被拖出去掩埋。蓝岗也因肺病复发,咯血不止,晕死过去,被送到了“落气亭”。其实这是“休克”,没有死成。蓝岗先在果木组搞果木修剪,后到畜牧组放牛。
  到1965年底,刑满释放,拒绝留场就业,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幸好摘掉了“反革命”帽子,只接受街道“21种人”的管制。开批斗会时,只要陪斗,没有挂牌子游街。全家老少8口人的生活,全靠爱人在湖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每月63元5角的低工资收入维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蓝岗经长沙市北区劳动服务站的介绍,到新河为长沙机制砖瓦厂挑土,做“土伏子”;或是到建筑公司当泥木小工,或是拖板车。还在长沙火车北站做过临时押运工,押运生猪到广州或福建龙岩销售;合起来每月挣不到50元,家里除了四个未成年子女外,还有一个年老的婶妈和一个患精神病并断了左腿的堂妹。后来堂妹进了精神病院,婶妈就到医学院帮人家做保姆。
  到1966年年底,妻子下放到湘西大山区桑植县人潮溪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我和四个未成年孩子,放弃长沙市户口,陪同前往。并在这个公社的塔坪大队邓家台生产队插队落户。
  在高山区坚持天天出工,背篓不离身,和社员们一起,搞原始的“刀耕火种”,或是搞“农业学大寨”,开山、填田、搬岩石,在石头缝中种包谷……,劳动十分艰辛。每天工分收入按全劳动力10分底分一天的工分值为3角钱计算,蓝岗这个半劳动力,每天只有1角5分钱收入。到年底分红,只得到几十元的现金,再分点包谷、红薯、土豆等杂粮,无法解决全家5人的温饱。
  虽然生活极其贫困,但精神痛快些了。因为“生产队”农民没有歧视蓝岗,不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还尊称他“蓝伯”。有一次砍柴时,他不慎跌人悬崖下的一棵大树上,全队人奋力搭救,把他救上来。蓝岗不习惯背背篓,总有人为他分劳减轻负担。蓝岗买了理发工具,义务为农民剪头发,或是备有信纸、信封,代写书信。彼此互相关照,感到与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68年,出人意外地被宣布为“管制分子”,还通知蓝岗自带包谷到人潮溪公社武装部参加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集训,为期半月,作为阶级敌人;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案后,才回到长沙原单位。
  (九)阮甫堂
  阮甫堂受到仅次于劳动教养的严重处分,撤销记者站负责记者的职务,取消预备党员的资格,取消原行政17级(月工资91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往农村监督劳动,每月仅给15元生活费。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刚入党两年还来不及如期转正便丢掉了党籍,刚提职一年多便失去了继续提高和进取的机会,刚到而立之年便虚度了人生最宝贵的金色年华而没有干成一番事业,刚结婚不久便无可奈何地被近同意离婚……
  下决心在繁重、艰苦的几年劳动中好好磨练自己,经受住在艰苦日子中经常挨饿、劳累和生病(水肿、干瘦等)的严酷考验。1961年摘帽以后,拼命工作,曾在1963年一年中干过30个通宵,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而且尽力把工作做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优质高效的成绩来。1979年1月23日,中共湖南日报社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改正阮甫堂同志被错划右派的决定》。《决定》宣布:“阮甫堂原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经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7级,从1978年10月1日起按行政17级工资发给(每月91元)。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党龄从1957年4月算起。在错划右派期间,应连续计算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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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5)
(十)刘皓宇
  1958年4月26日,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刘皓宇受到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任待遇较低工作,由行政18级(月工资85元)降到23级,月工资45元。在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被划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种子,不论撒在哪里,都会开出有毒的花,结出有毒的果来。还说:“给你们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比不戴帽子下去对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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