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战争内阁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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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时，众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公开发起了一场反对鲍威尔领导的国务院的攻势，谴责它削弱了总统的政策，未能为美国赢得海外支持。“美国无法用一个破碎的外交工具来领导世界，”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关系久远的金里奇宣称。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粗鲁回应令人难忘：他说，金里奇是个“无可救药的家伙”。⑩
白宫与这些尖酸刻薄的讥讽保持着距离，但这显示出，自布什上台以来主要在暗地里与鲍威尔作对的鹰派，在伊拉克战争后，变得越来越愿意公开向他挑战了。
鲍威尔在“火神派”的历史中曾经起过关键作用。他在越战后几十年恢复美军实力的过程中一直是领军人物。但随着他公职生涯结束的来临，人们仍然不清楚他的遗产、他关于谨慎和占压倒优势的军队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延续下去。
与以往一样，康多莉扎·赖斯巧妙地设法置身于这场交火之外。在老布什政府里，赖斯通常能让有关苏联政策连续不断的辩论双方都认为她站在他们一边。在小布什政府里，她再次避免被打上任何特定派别或意识形态的标记。
那些反对入侵伊拉克的人主要把愤怒指向政府里的其他人，指向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和总统本人。他们很少注意赖斯。尽管身为国家安全顾问，她悄悄地起着至少与其他人同样重要的作用。她是推动起草新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人物，该战略奠定了先发制人战争的框架。在伊拉克战争的全过程中，她是白宫的协调人以及总统最亲密的顾问。战后，政府对自己在中东的使命采取了扩张性的认识，而她成为其主要代言人。赖斯开始论述美国及其盟国需要付出“一代人的努力”来实现给该地区的政治改革。
战争结束几个月后，结果证明赖斯在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允许总统向美国人民提供了虚假情报信息，于是，赖斯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表现受到了质疑。但是，对她的批评似乎站不住脚。赖斯，这位“火神派”最年轻的成员，看来有可能把他们的遗产带进未来的政府。
与康多莉扎·赖斯相反，保罗·沃尔福威茨从不设法主要在幕后运作。长久以来，他太愿意在公众面前显示自己的强硬立场了。沃尔福威茨已成为布什政府中与入侵伊拉克联系最紧密的官员。在入侵过程中，在战区内工作的美国人给这位国防部副部长起了个绰号叫“阿拉伯的沃尔福威茨”，这个绰号反映了沃尔福威茨寻求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和向中东推行民主的执着、激情，有时甚至是浪漫的热情。
尽管有这些关于他的成见，但他心底的动机仍然是个谜。沃尔福威茨支持运用美国军事实力作为工具来实现推进美国的理想这一更大的目标吗？或者情况刚好相反？他是否将民主事业当成了提高美国实力这一更大目标的手段？与亨利·基辛格等人的战略思考相反，沃尔福威茨认为，他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的设想源于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沃尔福威茨漫长的职业生涯，也会发现他的理想主义总是跟随在对美国利益的精明判断之后。沃尔福威茨是最先警告伊拉克威胁的人。值得记住的是，他在70年代后期对这个国家的兴趣，是由于对某些敌视美国的政权可能会支配波斯湾石油储备的恐惧引起的。相同的战略考虑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继续影响着沃尔福威茨的思维；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是他后来才开始考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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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5）
在反省自己漫长的经历时，沃尔福威茨曾说过，他在80年代初曾一度把注意力从中东转到东亚，“这就像从压抑、窒息的房间里走出来，走进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里一样”。他说，在中东，人们只知道如何制造问题；在东亚，人们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对沃尔福威茨来说，那个窒息的房间是无法永远逃避的。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之后，沃尔福威茨的未来看来比任何其他“火神派”人士都更紧密地与中东事件的结局连在了一起。
理查德·阿米蒂奇在入侵伊拉克的事情上没起过任何主要作用。在战争进程中，他做着国务院的工作，协助鲍威尔运转着这个组织，管理它的预算和人事以及其他行政管理事务。他参加了部际会议。但这个曾一度希望能为布什政府掌管五角大楼的人，却在远处观望这场新的军事行动。
这是自相矛盾的。阿米蒂奇以其个人生涯和教养，是“火神派”中最能代表美国武士的精神的。实际上，他曾经正是布什政府希望派往伊拉克的那种士兵。阿米蒂奇了解特种部队，也了解秘密行动，但不是通过华盛顿的会议，而是通过艰难顽强地穿越越南的村庄。他曾一次次志愿参加战斗，并且慢慢爱上了他在其中战斗的国家。他反对过谈判解决，对美国从越南的军事撤退怨恨不已。三十年后的今天，阿米蒂奇在新的军事冒险中被纳入了另册，而他的经历本来是可能使他有所作为的。
表面上，阿米蒂奇权力旁落的根源是他与鲍威尔的友谊及其对鲍威尔的忠诚。那是布什政府组阁时让他没能在五角大楼任职的原因，也是拉姆斯菲尔德与他关系冷淡的根本原因。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阿米蒂奇与布什政府的高层官员有些格格不入。他不像切尼那样冷漠超然，不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无情，不像沃尔福威茨那样理智，也不像赖斯那样擅长政治手腕。他是个被保守派包围的共和党中间派。
2003年整个夏天和秋天，美国都在竭力镇压反对其占领伊拉克的日益顽强的游击战。在布什政府高层内，阿米蒂奇是唯一有过游击战经验的官员；实际上，他曾在军队里担任过反叛乱教官。然而，他的经验又一次没有派上用场。
阿米蒂奇并不比鲍威尔更有远见。像鲍威尔一样，他并没有准备为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提供什么宏伟的概念。实际上，阿米蒂奇在2003年夏天说过，到他常务副国务卿的四年任期结束时，很可能已经江郎才尽了。他正计划在一个四年的任期结束时离开布什政府。
入侵伊拉克在多种意义上是迪克·切尼的战争，正如乔治·W。布什的政府在某些意义上是切尼的政府一样。在最高层，这位副总统是发动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战争的主战派领军人物。在布什政府内部，切尼也是力争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开战前一年，切尼许多次到访中央情报局，与中情局的分析人员讨论有关伊拉克武器计划的证据。对于一位美国副总统来说，这种事必躬亲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
在乔治·W。布什政府里工作，使得切尼比在福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里能更自由地表达其坚定的保守派观点。他独特的天赋，正如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意识到的一样，是他能够传递一种让人宽心的庄重感；无论他谈论什么，切尼都能说得那么理所当然，那么有道理和不证自明，以至于听者往往不会产生任何疑虑。他冷静的风度和商会式的精明气质，一度曾使得国会记者不准确地（也让切尼自己很生气地）把切尼描绘成“温和派”，却称那些观点和投票记录相似的人为保守派。其实，切尼的官越高，就变得越保守。
90年代中期，切尼发现，他自己无法成功地竞选总统。他没有足够的资金、知名度和公众吸引力。但是，切尼设法挂上了乔治·W。布什，而后者被证明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精通筹款的人。结果，这一伙伴关系给了切尼向总统职位寻求的大部分东西（掌管联邦政府的主要角色），又免去了这个职位中他最不喜欢的东西（总统职务仪式性和象征性的方面）。
结束语（6）
在军事和情报问题上，曾为前国防部长和众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切尼，在布什政府内部决策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他有自己的办公厅，前助手的网络遍布外交机构；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对国防和外交政策问题是严肃认真的。这个由助手和前助手组成的网络，与切尼一起推动了旨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干涉。在伊拉克战争中，在美军攻占巴格达前一天拍的一张照片上，切尼高兴地指着沃尔福威茨，他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菲斯和沃尔福威茨一起坐在副总统身后：处于胜利巅峰的鹰派人物们。
从给拉姆斯菲尔德看门、负责邮寄圣诞卡的名单和修理白宫下水管道的时期起，切尼走过了漫长的旅程。他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权力也许是最大的副总统。
从1968年到2003年的35年间，“火神派”代表着美国整体的心态和信念。这6位共和党外交政策老手能比他们的民主党同行在政府行政部门积攒更多经历的原因之一，其实是因为这个国家总体上不断在选共和党人来担任总统。
在这个时期里，共和党人在9次总统竞选中6次获胜，确立了可与民主党人在1936—1968年期间相比的对白宫的支配地位。诚然，外交政策并非共和党人获胜的唯一原因，但它肯定是个重要的因素。越南曾导致尼克松的胜利；伊朗革命和第二次石油危机使里根得以击败了吉米·卡特；迈克尔·杜卡基斯的形象导致人们对他在国家安全方面是否有经验的疑问，帮助乔治·布什赢得了1988年的选举。
与民主党外交政策领袖相比，“火神派”本身往往有更紧密的联系，个人也更熟悉选举政治。其中的两位“火神派”人士（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在国会干过，赢得过选举和连选连任；2000年切尼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也面对过全体选民。确实，在一个时期或者另一个时期，三位“火神派”人士（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鲍威尔）本人曾认真不认真地考虑过竞选总统。民主党中则几乎找不到能与之相比的人物。在民主党政府中掌管外交政策的人一般都不是政客。相反，对外交政策真正有兴趣的民主党政客，如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则从未获得过像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以前在担任国防部长或参联会主席时获得的那种管理官僚机构的内阁层面上的具体经验。对民主党人而言，外交政策和选举政治是分开的职业；而对“火神派”来说，它们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除了与选举政治的这些纽带以外，在1968年到2003年期间，“火神派”也往往比民主党人更能代表军队的观点。他们通常支持更庞大的军事预算、更野心勃勃的战略，这些都是能够为五角大楼带来好处的立场。即便“火神派”在野时，他们仍然会与国家安全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当美国政府在80年代的秘密计划中选择可能在核战争中管理美国的人选时，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是被选上的三人之二，这是颇有启示意义的。
简言之，在35年时间里，可以说“火神派”代表了为追求美国不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不懈努力的这一代人。许多美国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这种分歧却不足以把他们长时间地排斥在权力之外。
当“火神派”与世界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