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错位-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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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30岁生日，前来祝贺的民众，有二、三千人，酒席摆了300多桌。
场面十分壮观。
父亲逮捕送劳改以后，才由地方政府通知家属，全家获悉实情，母亲大哭一场说：
“吴团长对我们不错呵，为什么要去管别人闲事，事后又不主动向别人认错，赔礼道歉，真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父亲幺妹（九姨），是由父亲从安岳老家带出来的唯一亲妹妹，经人介绍，父亲操办，将她嫁给了在江口县做山货生意的资中县人，名叫孙福态（九姨父）。
九姨父很精明，会做生意，开始父亲因工资较高，孩子少，经常支柱他们，后来九姨父利用舅子这个靠山，加上有父亲在江口县当官朋友的关照，很快使生意做得很大，在太平街上买下了很大一个院落。
院落临街有铺面，后面有两层楼，十多二十间住房，直通泊桥河边。
买下院落后，父亲将他们商场取名为《恒丰永》，并亲自书写了招牌。
他们山货生意照做，又开起了旅店，九姨父待人热情大方，旅店位置好，来往于江口县的成都和山里少数民族地区的客商都喜欢住他们那里，客人常常暴满，晚上地上都睡有人。
母亲说：
“自从从九姨嫁给孙福态后，他如虎添翼，生意做得，像金水一趟一趟地往家里流！”
我家搬到太平街董家院后，离九姨商铺不远，我们爱去玩，每次去，九姨父都给我们钱买糖吃。
九姨父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就是大方、热情、平易。
九姨很小就随着我父亲，性格上比较老实缺心眼，嫁孙福态给后，生活好，家里请了很多用人，什么事都不用她操心，懒散惯了，她不理事，九姨父也任她，整天梳妆打办，穿红戴金，打麻将，跳舞，家里有多少钱，她不知道，只要自己有钱用就行了。
56年九姨父病死。
文革初，他家撤迁，九姨儿子在老家宅地里挖出了两大罐银元和金条，是九姨父生前埋藏下来的，九姨才知道，她家原来有这么钱呵！
解放后，父亲的工资陡减，九姨父曾出谋帮助我家，在董家大院里办起了，砖茶生产小作坊。
砖茶是山里少数民族配制酥油茶的主要原料，酥油茶是他们的主食，所以砖茶每年需要量很大，我家制作的砖茶质量好，全由九姨父帮助销到少数民族地区，赚了不少钱。
每天，我和二姐放学回家，看见院子里晒满黑黑一片、压制出的茶砖，总要过去翻翻，阵阵茶香，让人陶醉。
“这是我家制的！”
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可能是我80年代后，弃教从商的潜意识吧？
一年后，我家从董家大院搬到大井街徐家院子，茶砖生意也就停止了。
九姨爱打麻将，在麻将桌上认识了一位姓任的太太，其丈夫姓周，介绍给我妈认识后，我们称她为周伯母。
周伯母的丈夫，解放前在江口县税捐处当科长，算是和父亲干过同样工作，所以很快就和我家混熟了，成了世交。
周老家在南充，刚解放他老家俩儿子，来江口县找工作，他家住不下，就暂住在我家，和三哥、四哥住在一个房间，床上挤不下，就铺地铺，睡地上。
太平街地处县城外，51年土匪叛乱。
一天晚上，土匪在紧临太平街的观风楼跟解放军打仗，枪声响了一夜，我吓得躲在母亲怀里，蒙住耳朵一夜没睡。
第二天听说：
土匪想血洗太平街，过观凤楼时，被驻守观凤楼的解放军发现，双方交火，打得利害，土匪被打死了几个后，士气大减，天亮快了，土匪想放火烧了凤观楼，被赶来增援的解放军扑灭，尸体还来不急拉走，土匪便匆匆跑了。
三哥着急地问：
“现在尸体还在吗？”
有人说：
“还在，我刚从观凤楼看了回来。”
我知道三哥要去看。
三哥十多岁了，大哥不在，算是家中老大，母亲很少管他。
我趁母亲没注意，一个人溜到院子门口等他，果然，一会儿三哥从院里跑了出来，三哥见是我在等他，高兴地牵着我的手，一溜烟跑到了观凤楼，土匪尸体全烧焦了，一个尸体仰面躺在墙边，嘴张着，一只手向上伸，手指半缺，指向蓝天，“死前他想说什么呵？”我不敢多看，拉着三哥回家了。
母亲感到住在太平街不安全，决定托人在城里找房子搬家，周伯母听说后，介绍说：
“大井街有个院子，解放前是徐家大地主的词堂，解放后徐地主和老婆都被人民政府镇压，大儿子也死了，大儿媳没有生活来源，想把词堂租出去住人，租金便宜。”
母亲随周伯母看了房子回来说：
“房子可以，院子没有董家院大，但精致，分前后两院，后院祀祭堂两边是客房，右边较小，左边较大：可隔两大间，有厨房，库房，还带一个小天井。前后两院除客房外，全是厢房，加起有十多间，全可住人。我和周伯母商量了，决定两家都搬到徐家院里住，他家人少，租用后院的右客房，我们租左客房。”
51年我们家搬到了大井街，一住就整整住了40多年。
在徐家院子，我渡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充满了欢乐和悲伤、贫困和艰辛、失望和憧憬、幻想和破灭、爱情和甜蜜……直到90年代初，徐家院子的土地被征用，我家才离开大井街这块热土，迄今大井街徐家院的情景，还频频出现在我的梦里，儿时的梦幻让我终生难忘！
我们和周家入住徐家院子后，前后院先后搬入了：陈国威家、唐清平家、肖大爷家、杨华华家、毕彩云家、张少兰家、赵元村家、刘家婶家、任姥姥家、海娃家、严老师家等十多户。
前后院都住满了，连厕所房里的毛坑，用土填了，也住上人。政府将徐家院子罚没充公后，徐家大儿媳妇因没有地方住，就在厕所门的房檐下，用竹篱笆隔了一张床位，住了下来。
到大井街后，我和二姐又重新到县第二小学报名读一年级，但我们没有同班了。
我和二姐从祖山开始，读了三次小学一年级，真是好笑。
三哥、四哥在文庙中学读中学，申请准了助学金后，住校，每星期天回家一次；大姐在第二小学上三年级；以后大弟、么弟也在第二小学读书。
母亲一人操持家务，里外劳累，非常辛苦。
从那时起，我家的苦难接踵而至，开始饱尝饥饿、贫困、无助、被欺辱和歧视的滋味。
51年父亲被判刑劳改后，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大哥每月寄回25元钱维持，大哥每月工资32元，除自己的生活费外，余下全寄回家，平均每人每月2元多，那也得生活！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57年底大哥被打成右派，后又送去劳改，61年病死成都宁夏街牢狱中，61年父亲也死了，全家无一点收入，三哥、大姐、大弟放弃学业，去泰河乡花竹条编竹筐；大姐去食品公司的公山基地挖地种菜喂猪；母亲扎鞋底。
星期天放假，全家出动，背砖、背瓦、背煤、拾柴，为活命什么都干，也真算自强不息，垂死挣扎！
62年四哥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全家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因人多负担重，仍然贫困。
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我家生活才真正开始好起来！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呵！
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和二姐、大姐正做作业，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突然，前院住的刘家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
“快！魏伯母，你先生回来了。”
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问：
“在哪里？”手还是湿漉漉的，不断往缠在身上的围腰布上擦。
刘家婶说：
“刚下车，在门口！”。
“是爸爸回来了！”我高兴地喊一声，便一个箭步地跑了出去。
跑到大门口，看石凳傍站着一个人，正弯腰整理放在石凳上的行里，就向那人喊了一声：“爸爸” 。
爸爸抬头看见是我，微微一笑，轻轻说道：
“宏儿来了！”
我牵着父亲的手说：
“走，回去”
父亲说：
“不忙，等你妈出来”。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这时我才发现街边停了一辆黄包车，车夫很不耐烦地坐在车上等，母亲马上从身上掏出钱，数了数，递了过去，车夫接过钱，不知口中咕哝了一句什么话，拉着车走了。
母亲回来向大姐喊道：
“朝琼，你帮爸拿行里，回去了”
妈走在前面，大姐提着行里紧跟着，父亲抱着大弟，我和二姐一边一个拉着父亲的衣裤，簇拥着往院子里走。
前后院的邻居们都站在门边或窗口上看。
“魏先生回来了！”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
“回来了！”母亲微笑礼貌地回应，时儿还停下来跟别人说两句。
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加快步子，低声地摧我们：
“快走！”
像逃似的，爸和我们到了家，把母亲留在院里。
大姐把行里放到床上说：
“爸，你坐，我给你盛碗水喝”。
我看了看行里，是一床用草绳缠着，上面补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被，没一点吃的东西，心便晾晾的，再看父亲，他瘦多了，高大的身子穿了一件齐腰的短棉衣，肩头上有一块小洞，露出白棉花，没有穿内衣，也用一条草绳把棉衣紧紧地缠在腰上，下身穿了一条单裤子，只打齐小腿，露出光光的下半节脚杆，裤子本色可能是蓝色，但已经洗成灰白色了，膝盖下还有两块用黑布补的疤，赤着足，穿了一双草鞋。
父亲脸膛泛黑，看起来还健康。
母亲回来后，向父亲看了看，没说话，从衣箱里拿出了一双自做的新鞋说：
“拿去换了吧。”并向我们喊道：
“快去给你爸打盆洗脚水来”。
我家没有热水和开水，喝的和洗脸洗脚的水，都是我和二姐从扬柳河里抬回来的河水。
晚上，母亲破例地煮了一大锅新鲜饭，用菜油炒了一盘泡菜，让我们吃了两碗。
睡觉时，母亲调整了铺位，要我和大弟睡小床，二姐和大姐睡三哥、四哥放假回来睡的床。
原来我、大弟和母亲都睡在一张大床上，现让给了父亲。
睡下后，我睡不着，可能晚饭吃多了。
平时，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新鲜饭，每人两碗，人大的盛多点，人小的盛少点，泡菜下饭；中午喝点清水，晚上吃早上留下的饭锅巴，用水煮了，半浠状，称为锅巴饭，一人一小碗，无菜，但吃起很香。
今天晚吃了两碗饭，翻来覆去，脑子里始终浮现出，在祖山时，和父亲乘船去看朋友的场面，父亲昂头挺胸，胖胖的……。
现在，怎么啦？我搞不懂，总睡不觉，直到鸡叫。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后，仍在地方居委会监管下从事体力和手工劳动，推鸡公车帮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