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第3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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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
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蒙古大夫,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没来得及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作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作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八月,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蒙古大夫,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呆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
“从哲(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
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
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
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
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
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天启元年(1621)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
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帐。
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
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地明智,阉党是多么地愚蠢。
胡扯。
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
天启元年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
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
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只是认为,做人,还是要厚道。
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
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十五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五千人。
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
但事实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主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今辽宁北宁)。
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
辽阳城里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还招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