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第3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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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十五年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应该配备讲官，人选由礼部确定。
众所周知，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形势，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不愁前程。所以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
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运气好是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是他的老朋友。
名单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
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十五年前那档子事，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
“闽人岂可作讲官？！”
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在明代，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相当阴险。
张位却不买账，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我看上了，就要用！
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
叶讲官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
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拿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
一年后，风来了，却是暴风。
万历二十七年（1601），首辅赵志皋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位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
顾宪成是他的朋友，朱常洛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
他被提名了，最终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
南京礼部主要工作，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里，他还要呆很久。
很久是多久？十年。
这十年之中，朝廷里很热闹，册立太子、妖书案，搞得轰轰烈烈。而叶向高这边，却是太平无事。
整整十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
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
叶向高，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被冷漠地抛弃，对叶向高而言，这十年中的每一天，全都是痛苦的挣扎。
但十余年之后，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同党是不够的，后台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未来，他将超越赵志皋、张位、甚至申时行、王锡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
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终于走了，年底，叶向高终于来了。
但沈一贯的一切，都留了下来，包括他的组织，他的势力，以及他的仇恨。
所以刘廷元、胡士相也好，疯子张差也罢，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根本就不要紧。
梃击，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打倒什么，得到什么。
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拥立朱常洛，并借梃击案打击对手，掌控政权。
所以浙党的方针是，平息梃击案，了结此事。
而王之寀，是一个找麻烦的人。
这才是梃击案件的真相。
对了，还忘了一件事：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寀和东林党有直接联系，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点将录、朋党录）中，他都名列前茅。
【再审】
王之寀并不简单，事实上，是很不简单。
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士相有问题时，并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去找了另一个人——张问达。
张问达，字德允，时任刑部右侍郎，署部事。
所谓刑部右侍郎、署部事，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说，他是胡士相的上司。
张问达的派系并不清晰，但清晰的是，对于胡士相和稀泥的做法，他非常不满。接到王之寀的报告后，他当即下令，由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
这是个有趣的组合，七人之中，既有胡士相，也有王之寀，可以听取双方意见，又不怕人捣鬼，而且七个人审讯，可以少数服从多数。
想法没错，做法错了。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
在七个主审官中，胡士相并不孤单，大体说来，七人之中，支持胡士相，有三个人，支持王之寀的，有两个。
于是，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
张差恢复了理智，经历了王之寀的突审和反复，现在的张差，已经不再是个疯子，他看上去，十分平静。
主审官陆梦龙发问：
“你为什么认识路？”
这是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又怎样入宫，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
顺便说明一下：陆梦龙，是王之寀派。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等待，没有反复，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
“我是蓟州人，如果没有人指引，怎么进得去？”
此言一出，事情已然无可隐瞒。
再问：
“谁指引你的？”
答：
“庞老公，刘老公。”
完了，完了。
虽然张差没有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大家的人心中，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
庞老公，叫做庞保，刘老公，叫做刘成。
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陆梦龙呆住了，他知道答案，也曾经想过无数次，却没有想到，会如此轻易地得到。
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张差又说出了更让人吃惊的话：
“我认识他们三年了，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一个银壶。”（予我金银壶各一）
陆梦龙这才明白，之前王之寀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真相刚刚开始！
他立即厉声追问道：
“为什么（要给你）？！”
回答干净利落，三个字：
“打小爷！”
声音不大，如五雷轰顶。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所谓小爷，就是太子爷朱常洛。
现场顿时大乱，公堂吵作一团，交头接耳，而此时，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作为案件的主审官，胡士相突然拍案而起，大喝一声：
“不能再问了！”
这一下大家又懵了，张差招供，您激动啥？
但他的三位同党当即反应过来，立刻站起身，表示审讯不可继续，应立即结束。
七人之中，四对三，审讯只能终止。
但形势已不可逆转，王之寀、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达，张侍郎十分震惊。
与此同时，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舆论大哗，很多人纷纷上书，要求严查此案。
郑贵妃慌了，天天跑到万历那里去哭，但此时，局势已无法挽回。
然而，此刻压力最大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张问达，作为案件的主办人，他很清楚，此案背后，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还搭上太子、贵妃、皇帝，没一个省油的灯。
案子如果审下去，审出郑贵妃来，就得罪了皇帝，可要不审，群众那里没法交代，还会得罪东林、太子，小小的刑部右侍郎，这拨人里随便出来一个，就能把自己整死。
总而言之，不能审，又不能不审。
无奈之下，他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
在明代的司法审讯中，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但最隆重的，叫做十三司会审。
明代的六部，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设司，长官为郎中、员外郎，一般说来是四个司，比如吏部、兵部、工部、礼部都是四个司，分管四大业务，而刑部，却有十三个司。
这十三个司，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比如胡士相，就是山东司的郎中，审个案子，竟然把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真是煞费苦心。
此即所谓集体负责制，也就是集体不负责，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看准了法不责众，不愿意独自背黑锅，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
大家倒没意见，反正十三个人，人多好办事，打板子也轻点。
可到审讯那天，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
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王之寀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加上看热闹的，足有二十多人，人潮汹涌，搞得跟菜市场一样。
这次张差真的疯了，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心有点慌，主审官还没问，他就说了，还说得特别彻底，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保，刘老公就是刘成，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按张差的说法，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同伙，包括所谓马三舅、李外父，姐夫孔道等人，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
精彩的还没完，在审讯的最后，张差一鼓作气，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红封教。
红封教，是个邪教，具体组织结构不详，据张差同志讲，组织头领有三十六号人，他作案，就是受此组织指使。
一般说来，凑齐了三十六个头领，就该去当强盗了，这话似乎太不靠谱，但经事后查证，确有其事，刑部官员们再一查，就不敢查了，因为他们意外发现，红封教的起源地，就是郑贵妃的老家。
而据某些史料反映，郑贵妃和郑国泰，就是红封教的后台。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和同时期的白莲教相比，这个红封教发展多年，却发展到无人知晓，有如此成就，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干得出来。
张差确实实在，可这一来，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审案时丑态百出，比如胡士相先生，负责做笔录，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就把笔一丢了事，还有几位浙党郎中，眼看这事越闹越大，竟然在堂上大呼一声：
“你自己认了吧，不要涉及无辜！”
但总的说来，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眼看是烂摊子，索性不管了，同意如实上报。
上报的同时，刑部还派出两拨人，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李外父，孔道姐夫，另一拨去皇宫，找庞保、刘成。
于是郑贵妃又开始哭了，几十年来的保留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