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第3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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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
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人是个疯子。
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就不对路，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
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蓟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到皇宫，糊里糊涂打了人，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
可惜，可惜，这是在明朝。
这事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就是郑贵妃干的。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
说是三法司，其实只有刑部，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正厅级）。
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
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伸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
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
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
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地往里闯？
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
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杀人灭口）。
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
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
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
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
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
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
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
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
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
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
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
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
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
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
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
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
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
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敢说。”
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
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
“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
“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
“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
“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
王之寀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
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冒你上哪去找？
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
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
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
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
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
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
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
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
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
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
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
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很快，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做出了反应，相当激烈的反应：
“谁说你推翻太子！谁说你主使！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你既辩解又招供，欲盖弥彰！”
郑国泰哑口无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收不住了。
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除了王之寀。
初审成功后，张差案得以重审，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然而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张差装疯非常拙劣，为碗饭就开口，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
思前想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他们是故意的。
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张差是疯子的说法，即源自于此，经过摸底分析，王之寀发现，这位御史先生，是个不简单的角色。
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跟他交往也很密切。
这似乎不奇怪，虽然郑国泰比较蠢，实力还是有的，毕竟福王受宠，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
但很快他就发觉，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几天后，刑部决定重审案件，而主审官，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胡士相。
胡士相，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就级别而言，他是王之寀的领导，而在审案过程中，王主事惊奇地发现，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辞，咬定张差是真疯，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
一切的一切，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
而刘廷元、胡士相，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
但让他疑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