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第2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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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如下：
吴惟忠，三千七百人。
杨元，三千人。
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拔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概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七日，他已抵达汉城，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