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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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东条英机不甘寂寞，仍在幕后施加影响，小矶内阁继续执行着东条的战争路线。甚至在盟军攻陷冲绳之后，东条和其他法西斯军事头目仍狂妄叫嚣“决战到底”的冒险性自杀口号，完全不顾日本经济衰微和人民经受着饥寒的实情。甚至直到《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内阁在讨论无条件投降时，东条还在阴暗的角落里直接或间接煽动宫廷叛乱。
◆ 罪恶的终结
日本战败投降后，罪行累累的东条英机就开始在绝望的混乱境地中挣扎。他每天都很少走动，总是躲在书房里，装模作样地翻阅书报。当时东条英机的心情忐忑不安、极为矛盾，他想无非就是两种结果：第一个就是可能不会审判他，第二个就是审判他，但他对此不愿意接受，因而他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曾在东条英机手下吃过败仗、被迫逃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将军怀着私仇，把自杀的东条英机救活后，又恨不得即刻把他掐死。他一再要求把东条英机等人作为乙级战犯，由美国单独审判。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允准。
在所有送交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战犯中，东条英机是罪行最大的一个。在审判庭宣布的判决书中列了55项罪行，东条英机一人就占了54项。但在审判的庭审阶段，东条英机却公开宣称自己无罪，并极力为自己开脱。
战犯东条英机在法庭上不仅仅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还公然宣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自卫，而且就在法庭把他判处死刑以后，他还以遗言的方式，顽固地为其侵略罪行辩护，蛊惑与煽动日本人民要耐心等待，以图东山再起。他说：“日本曾是亚洲惟一的###堡垒，现在满洲已成为使亚洲共产化的基地。美国人还使朝鲜一分为二，这样将来必定产生大乱子。”显然，这个曾经屠杀了千百万人生命的刽子手，在走到他人生末路的时候，仍然对没有能实现帝国梦想心存不甘。
在庄严的国际法庭上和确凿的证据面前，东条英机最终被判处绞刑。有人看到，当宣判东条英机死刑的时候，东条英机的嘴角流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在宣判后等待执行的时间里，东条英机独居一室，受到严格监管。也许是“剃刀”精神已在他的内心折断了，他的饭量骤减，体重急剧下降。但他此时还能克制住内心的不安，表面依然显得冷静。
东条赋词曰：此一去，尘世高山从头越，弥勒佛边惟去处，何其东。明日始，无人畏惧无人愁，弥勒佛边惟寝处，何其悠。
1948年12月23日凌晨，剃着光头、身穿灰色死囚服的东条英机被带出了牢房。行刑前，他进入了特设的佛堂去向佛祖“报到”。那堂中悬挂着佛像，案上摆着贡果，堂内还有###师在念诵经文，为死囚忏悔。死囚要一个个走到佛像前签下自己的姓名，这时候再镇静的人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就连东条英机这个在法庭上一直显得镇定的人，拿起笔时，手也在颤抖。签名完毕，法师高诵经文。东条英机朝着花山叩头称谢，并高呼“天皇万岁”、“大日本万岁”等口号。
按照惯例，执行人在行刑前均要问一声犯人还有无要求。这时候，别人都不吭声了，只有东条英机开口说道：“吾还想吃一碗日本饭。”
这个要求不算什么难题，很快，热腾腾的饭菜端了上来。监狱送上的不仅是日本饭，还有西餐的面包和咖啡。
土肥原等6人仍是没动弹，只有东条英机自己埋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饭。这一顿饭是留恋活人的生活，还是害怕进地狱后成饿死鬼？只有东条英机自己知道。
行刑室设在鸭巢监狱的一间方形的屋子里。绞刑台高与宽各有8英尺，通向它要登上13级台阶。
东条英机的脸像一张风中的白纸在痉挛着，昔日用以逞威的小胡子挂上了一层白霜。但他的眼睛里依然燃烧着仇恨。他用抖动的笔迹，在“赴死簿”上签下了罪恶的名字。
当通往行刑室的铁门打开之时，战犯们的口中不约而同地高唱起了“南无阿弥陀佛”，其中，以东条英机的声音最高。
东条英机被蒙上了黑布头罩，站到了绞刑台上。当绞索缓缓放下时，有人注意到，东条已经泪流满面。是这个恶魔在忏悔他所犯下的罪恶吗？不是！他是在后悔自己当初自杀未遂，才落得今天这个“耻辱”的下场！
“呼”地一声，东条英机脚下的活门弹开，他倏地掉了下去，吊索刷地绷直了……
身材壮实、足蹬马靴的美军上校面向监刑官，“咔”地立正报告：“罪犯业已毙命！”
东条英机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战争狂人成了历史的陈迹，整个世界一片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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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土肥原贤二上路（1）
土肥原贤二：侵华间谍头目。1913年开始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傀儡政权，逼迫国民党政府签署《秦土协定》，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七七事变”后，率日军第十四师团入侵中国。1948年11月12日，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被判处绞刑。
◆ 老牌间谍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土肥原贤二个头不高，身体肥胖，脑袋很大，肩膀也很宽。他的头发总是剪得短短的，这就更突出了他宽大的前额和两只微微隆起的大耳朵。他的鼻子像蒜头，上窄下宽，他的脸部露出一种凶相。他的眼眉浓黑，眼窝深陷，一双小眼睛只要一瞪，就会射出两道阴险的目光。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之家。其父想子承父业，于是就把土肥原贤二送入培养出许多日本陆军精英的陆军士官学校。土肥原贤二不负父望，19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不久便参加了日俄战争。战后，土肥原贤二考取了专门培养日本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
可以说，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和第十三步兵联队长。1913年土肥原贤二晋升为步兵大尉后，就来到了中国，在日本特务机关“坂西公馆”给东北军阀的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土肥原就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生涯。
土肥原贤二很快地展现出他的间谍本领。他到北京不足一年，就能操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与中国人交谈。他的语言天赋是罕见的，他不仅会汉语，还会英语、德语、俄语甚至蒙古语，并且都能说会写。他成了日本公使馆里的语言专家。
土肥原贤二意志顽强，寡廉鲜耻，具有情报工作的特殊才能。他不仅对中国政治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还同中国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了微妙的个人关系，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德国忙于欧战之机，出兵山东，取得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不久，日本政府又同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从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野心更加膨胀。土肥原贤二的一切活动，都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
当时的中国混乱不堪，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力量最强大的是直、皖、奉三大系。当时，美英扶持吴佩孚的直系，日本则支持段祺瑞的皖系。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结果皖系败北，使日本大失所望。但日本并没死心，又把目光投向奉系张作霖。土肥原贤二充分施展策动手段，与奉系军队首领拉上关系，将日本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奉军。
其实，土肥原贤二同张作霖很早就建立了联系，而且两人的关系特别深。20年代初，日本参谋部曾内定土肥原贤二中佐接替菊池任张作霖的顾问。只是张作霖听到左右了解土肥原贤二的人说，此人作风十分跋扈，才向日本当局提出异议。后此职由本庄繁接任。本庄繁到任后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奉军作战计划，多半出自本庄之手，但土肥原贤二也参与了这次战争的许多幕后活动。这次战争以奉军败北而告终。
事隔不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土肥原作为关东军的实力人物，积极活动。在他的策动下，关东军尽全力援助奉军。直系头子吴佩孚在京根基不稳，加上冯玉样倒戈，只好退出北京。奉系旋即入京掌政。土肥原贤二因在拉拢引诱奉军上功绩显著而受到上司表彰。
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和阎锡山曾经是同学，他便利用这层关系，极力拉拢阎锡山为日本在华政策服务。1919~1920年间，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铃木高桥，受阎锡山的邀请曾两度到山西同阎会晤，以建立“日阎亲善友好关系”。阎锡山并在山西大力推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方法以取悦日本。
土肥原贤二在学校时，就以善于测图而闻名全校，这一点作为同学的阎锡山是再清楚不过了。但当土肥原向阎锡山提出要在山西各地旅行时，阎竟慨然应允。趁此良机，土肥原贤二非常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把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对桑乾河一带亦极为注意，并详记了重武器可通过的险要地点。
土肥原贤二在山西窃取军事机密的罪行，在“七七事变”后马上就暴露出来。当日寇军队侵犯山西境内时，国民党高级军官均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更是险地，很难使用重武器，绝非日军攻击之目标。因此事先既没构筑工事，也缺乏适当的兵力配备，及至日寇从这个空隙中突然钻进来，他们才大吃一惊。
不久，土肥原贤二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
◆ 策划“皇姑屯”事件
1926年以后，北伐军力量向中国北方发展，国民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土肥原贤二受日本军方的指使，由策动北方军阀互相混战，转变为促进他们的联合共同“防赤”。他斡旋于张作霖、吴佩孚之间，积极策划在北京举行的直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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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土肥原贤二上路（2）
张作霖最初是以投靠日本起家的，早年在日俄战争中曾为日军效劳，后来当上奉军首领，所以他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靠山。但张作霖非常有头脑，随着自身势力的不断壮大，他越来越不想完全受制于日本，甚至落个汉奸的骂名。因此他让英美帝国主义在东北也享有种种特权，平时同他们也保持着来往，其用意很明显：他想逐渐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对此日本人早已不满。在张作霖打算从北京撤兵回东北之前，日本人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抛弃张作霖，进而直接控制东北的阴谋。他们首先劝他“隐退”，但遭到张作霖的拒绝。日军接着威胁说，要解除他的武装。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四处调兵遣将，抓紧控制东北各战略要地，等待下手时机。
1928年5月的一个晚上，日本驻华公使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