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门-第2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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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国资本痛享全球化大餐，造成了产业空心化和贫富分化。可以这样说，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既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更是美国经济、社会甚至民主政治深陷危机的根本原因。”
“拉丁美洲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祸害的重灾区，由于欠债，拉美国家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和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思想的改革。西方不顾拉美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一刀切按照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原则要求拉美经济改革。而拉美国家自独立以来，就是单一脆弱的经济结构，以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严重依赖世界市场，加工业和制造业薄弱。突如其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得拉美国家经济安全完全没有保障，金融自由、投资自由、贸易自由，国家为实现社会公平的福利保障被削减，不完善的法律和国家的缺位，为西方跨国公司和金融财团对拉美巧取豪夺打开方便之门。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均百分之五以上的增长速度骤降至八十年代的百分之一点一，人均gdp增长负百分之一，九十年代继续陷入频繁的金融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之中，地区年均gdp增长率仅为百分之二点六，十年人均gdp增长仅为百分之一。”
“在非洲，美国财政部通过i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给非洲的贷款中附加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核心的结构改革条款，要贷款必须改革，根据拉美的经验，其结果显而易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年的结构调整改革，破坏了非洲的发展，使得非洲的经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国家所推行的实质上是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这种千篇一律的四部曲改革政策非但没有推动经济的增长，反而使非洲国家走进了地狱般的困境。一九八零年至二零零年之间，非洲因西方输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变得更加贫困，但西方不仅不反思，反而嘲讽非洲是绝望的大陆。”
“在东欧及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由于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一些国家到目前为止经济总量仍然未能恢复到转型之前的水平。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承认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上世纪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以俄罗斯为例，到二零零九年，俄罗斯整个工业的增加值仍然只有其一九九年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二，其中纺织业和皮革业还不到其一九九一年产出水平的百分之三十。”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像瘟疫一样，走到哪里祸害到哪里。究其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西方国家地方经验的产物，在他们本土都不成功，却非要包装成为全球统一的经济理论，与普世价值一起打包四处推销，最后害人害己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同志们，不久前流蹿到咱们云岭市的邱与可与方利成和郑腾育三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忠实信徒。”
第0278章 批判（）
徐浩东提到邱与可与方利成和郑腾育三人，别人没有什么不满，反正又不认识他们，他们又正在看好守所里，徐浩东说什么都行。
但刘浚如副市长不然，郑腾育是他老师，邱与可是他祖师爷，他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忠实信徒，徐浩东如此看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认为自己不能保持沉默。
“徐书记，我可以插几句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是讨论时间。”
“难道我没有说话的权利吗”
徐浩东微笑着说：“你当然有，你当然有说话的权利，但前提是你要先尊重我说话的权利，你可以向会议主持人李继国同志提出，我相信在我发言结束以后，他会给你充分发言的机会和时间。”
代理市长李继国点着头说：“没有问题。”
徐浩东这时站起身来，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同志们，作为经济学爱好者，我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一点认识。公道的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席卷全球，助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我也不否认，邱与可留美归来，在国内积极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别的发明，他只是一个翻译者、引进者和鼓吹者。”
“上面说过，随着拉美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国家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走入了尴尬境地，眼下全球金融危机，更将新自由主义经济逼到了墙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了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主张全面和大力消减福利。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非常危险，民众的利益无法通过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家寡头经济和资本寡头经济并存，贫富两极，剥夺了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该得到的利益。”
“邱与可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任何问题上，都采取机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标准，固执地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就是对的，就是万能的。我不能说他是别有用心，只认为他学经济学没有学到家，也就是说，邱与可缺乏应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他秉承的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他都应该按照他的理论、遵循他的理论框架下的逻辑，去解释经济现象和提出合乎逻辑的建议，而邱与可恰恰缺乏这个能力。”
“以公路堵车为例，现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车问题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堵车问题也由此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邱与可认为，市场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我国应该收费上路，只有实行收费，才能解决堵车，以达到社会的择优分配。从现实逻辑上看，邱与可的解决方案是荒唐的，因为全世界十四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十万公里在我国，收得不能说是少，可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收费却还不堵车。很显然，堵车与收费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一定要联系，应该得出收费过多导致堵车的结论。”
“我们不讨论堵车的原因，只分析根据邱与可的理论能不能导出邱与可的收费结果。要解决堵车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规定驾车违法就一把火将车辆付之一炬，显然这个方法并不可取，解决堵车问题不是最终追求的目的，是要寻找合理的途径达到最佳平衡。邱与可是通过价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拟制车辆消费和减少车辆出行，根据他的择优分配的原理，个人从利己的立场出发，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显然会选择成本低的方式，减少对汽车的消费，路自然就通了，同样的，按照择优分配所说的继续延伸，由于个体的利己行为，会使整体也就是社会得到最大的利益。”
“然而，在这个个案中，社会成本却增加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车辆使用者，成本都将明显上涨。由于减少了汽车消费，汽车生产企业以及与汽车消费相关的企业利益均将受损，受损的利益也是社会成本，而因为堵车造成的损失，只不过是简单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如果有量的分析，转移后社会所承担的成本相信超过了堵车的损失，根本得不出邱与可的最大利益的理论结论。也就是说，邱与可的理论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推论是相悖的。”
“邱与可给堵车开的药方，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就如庸医治疗驼背，两块木板一夹，压上巨石，背直了，可人死了。还有，车辆上路收费的法律依据何在，政府本应提供公众服务，在收了养路费后，凭什么还要收取上路费，公义和公理，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顾虑的。坦率地讲，邱与可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使他顶着一个硕大的经济学家的帽子，显得异常滑稽。”
“邱与可的思维模式，是有违经济学家的理性的，经济学家的理性在于，采集真实的数据考察经济现象，运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但邱与可做不到。一个学术团体要得到公众的尊重，它得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要得到尊重，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处。一个老人，利用自己的身份，用胡说八道力图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他必定遭到公众的唾弃，一个学术团体助纣为虐，下场只会更坏。”
“我个人感觉，这几年媒体正逐渐将邱与可往二傻子的方向驱赶，采访中特意让邱与可说些不着三四的话，然后热炒，使其出丑。从邱与可文章中和讲话中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我认为邱与可相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那是极不合格的，邱与可为某些行业或利益集团代言，却死鸭子嘴硬不承认，这是严重违背道德和科学准则的。”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恪守公平和正义、秉持道德和良心，为公众利益代言。经济学家中会出现个别的知识分子，但我不要求广义的经济学家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可以是学者、学人或者干脆就是以经济学谋生的职业工作者。我们不会以知识分子的标准苛求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为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民众群体和利益团体代言。”
“作为社会学科一个分支的经济学，从诞生的一刻起，就打上了为利益团体代言的烙印。代言的本质是争取本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或在增加社会总体利益下取得本团体的最大化利益，而不是忽悠其他社会人群，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来谋取本团体的利益，经济学理论的内涵，也并不排斥经济学家成为某一利益群体的代言人。邱与可推崇的美国的经济学人，或受政府部门雇佣，为政府部门提供服务；或任职投资银行，成为职业经济学人，为雇主代言，为雇主服务；或任教大学和开办私人研究机构，可以代言民众，也可以代言自己，或者仅仅代言自己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这些都无可厚非。”
“但是，经济学家必须身份明晰，任职投资银行，就不能以公众代表的身份发言，民众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和自己的理解来判断你的言论，信或者不信。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时，不仅将自己开办的咨询公司停了，自己的资金也委托基金替他投资管理。身份明晰，才谈得上公信。为谁代言并不丢人，但不明不白，就很可能是在骗人。”
“经济学家替人代言，或基于良知、或基于自己信奉的理论，无论理论对错，都是经济学家的本分。如果不是从自己信奉的理论出发，仅仅是为某一利益群体粉饰，则丧失了经济学家代言的价值，成为了帮闲的吹鼓手。如果不明晰自己的身份，又是替富人说话，又是为穷人办事，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则是不道德，至少是“经济学家这个职业不道德，其行为是欺骗、以欺骗的手段谋取利益。邱与可的代言大抵都是如此，邱与可的代言欠缺良知。”
“所有的经济学家、乃至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是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