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修罗传说-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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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政府礼堂里，文武官员黑压压坐了一大片。蒋介石看到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劈头就问：“日本人来了，你们长沙准备怎么办？”
张治中说：“我估计日军可能从湘北、湘东两线进犯，可以凭借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
“你以为这些工事可以抵抗敌人的进犯吗？你以为省府可以在长沙待下去吗？”蒋介石的语气咄咄逼人。
“是的，”张治中说，“作为湖南的省主席和保安司令，我接受时代所课予的新任务，决不躲避责任，决不畏惧艰苦，愿与湖南三千万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誓死保卫湖南”
一年前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觉得张治中这番话和他当时的誓言同样鼓舞人心，作为一个湖南人，他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便接上去说：“文白兄是我们湖南的父母官，他表示坚决保卫湖南，三千万民众听到一定十分振奋，愿意誓死保卫家乡。”
蒋介石见文武官员们都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便用启发的语气说：“文白的决心很好，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特意从桂林赶来长沙的冯玉祥，没去体会他这位盟弟的意图，提议道：“除了湖南地方的准备工作，中央也要大力支援，比如部队的粮食和衣服问题，急如燃眉，希望早日解决。”
蒋介石见冯玉祥将他一军，不耐烦地说：“急如燃眉的不是部队的粮食和衣服，湖南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粮食和军衣可以就地筹措，不难解决。最急迫的问题是敌人来了，长沙怎么办？”
张治中恍然大悟：委员长并不关心军队如何打仗，他关心的是怎样处理长沙这座省城。他问道：“长沙囤积了不少物资，粤汉路上的火车头和车皮差不多都开到长沙来了，如果日军来了怎么办？是否要趁早运到西南去？”
蒋介石见张治中终于谈到了他所关心的话题，便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出来：“这些火车头和车皮运到西南，单是空车就把铁路占满了，西南铁路要不要开车？处理的办法很简单，烧掉就是了”
白崇禧马上提出异议：“空车皮和火车头恐怕不好烧吧”
“有什么不好烧？”蒋介石固执己见，“倒上煤油，把所有的火车头和空车皮都烧掉”
张治中试探地问：“长沙呢？”
“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了”蒋介石加重了语气，“长沙我们不能住了，也不能让敌人来住！都给我用火烧了”
陈诚马上紧跟蒋介石的调子：“委座的训示，不仅对长沙，也可以说，对整个九战区都适用。”的网友上传，（乡（村（小（说（网免费提供阅读，如果你喜欢请告知身边的朋友，谢谢！
当晚的军事会议变成了讨论放火的会议，而蒋介石则变成了一名纵火专家，对于如何放火，如何烧毁一切，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和张治中一再表示反对，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最后他请大家吃消夜，军事会议草草收常
消夜过后，蒋介石又召来戴笠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秘密地叮嘱他们：“局势紧急，今天开会时我讲的，你们都要记住：万一日军要来，我们自己先放火烧光，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11月12日，岳阳失守，日军铁蹄踏上了湖南的土地。这时的长沙，已不见昔日的繁华，市井之间，笼罩着凄凉和肃杀。人们都听说了日军在占领区烧杀奸掳，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长沙的妇孺老幼，提到日本鬼子就谈虎色变。
张治中在淞沪抗战中立下战功，调到湖南主持政局，整整一年时间了。这个安徽人少年时曾流浪四方，目睹中国大众的贫苦，颇有一番抱负。
如今国破山河碎，他只能以军人身份兼任一方父母官，常常苦笑。他是极想造福庶民的，然而，在他就任湖南省主席的前三天，长沙上空就第一次出现了空袭的日军飞机。
日军的炸弹，如同巨响的警钟提醒他：你是一省之长，也是一名必须率军作战的将军。湖南必须进入战时状态。因此，他提出湖南的建设应是“军事第一”。
现在，他接到报告：大批日军飞机轰炸平江和通城，长沙城内谣言四起，人们都说日军快要杀来了。他正在思考对策，副官急匆匆送来一份密电。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从衡山发来的：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张治中不敢怠慢，立即赶回省政府，找到陈诚，低声问道：“这次长沙采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
“当然要做的。”陈诚肯定地说。
张治中顶不住蒋介石的压力，立即将长沙警备司令丰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召来，研究如何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他俩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张治中认为火烧长沙必须谨慎从事，他要丰悌搞个文字的计划。第二天，丰悌就将一份焚城准备纲要递到了张治中的手中。张治中看后，考虑了好一会儿才说：“此方案最好暂缓执行，还是先动员老百姓向城外疏散，敌人确实逼近长沙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再烧吧。”张治中说这番话时，心情十分沉痛。
第四章 长沙大火（2）（）
第五章 汪精卫叛国（）
第284章 汪精卫叛国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
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
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
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
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
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
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
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
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
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
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
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
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
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
“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的俘虏。”
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
1938年11月29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
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
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
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
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
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
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
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
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
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
12月16日，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
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此前2日，蒋因感冒未上班。
16日，汪精卫到蒋处探病，蒋当日的日记说：“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
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的网友上传，（乡（村（小（说（网免费提供阅读，如果你喜欢请告知身边的朋友，谢谢！
1938年12月16日。武汉会战期间，蒋也曾幻想过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