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明-第1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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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便是毫不犹豫的抛弃共识，而选择保卫自己的利益。
对于殿上的这些官员来说，虽然铸币法案、士绅一体纳粮、土地改革法显然已经损害了士绅们的利益，但是对于当下的他们来说，这样的利益显然是及不上他们手中的权力更为重要的。
更何况，在推动铸币法案、士绅一体纳粮、土地改革法等政策之后，等于是营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待分割利益。相比起过去那一点点在土地上的收益，将这些金银、土地货币化，然后投入再建设的过程中创造出的巨量财富相比，无疑后者的吸引力要更诱人的多。
在这样的资本化过程中，过去一个士绅家族一百年的积累，现在也许只要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落入自己的口袋，试问这样的状况下谁还会在乎旧士绅们损失的那点利益呢？在某些程度上而言，大明的官僚集团和士绅地主之间的利益，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了。
今年的这场大灾害对于大明来说的确是一个莫大的危机，但是在危机的背后却无疑又存在着莫大的机遇。光是一个铸币法案的实施，就为朝廷创造出了巨量的货币来源，而在决定这些货币的使用上，也就意味着各个官僚集团对于这笔巨大财富的分割权益。
这些货币不管是用于赈灾，投建工程，兴办工厂，还是用来订购货物，都代表着有许多利润将会落入这些官员或是他们背后支持者的口袋中。在这样庞大的利益面前，试图束缚朝廷手脚的旧士绅们，首要面对的就是这些精英官僚们的打压。
而要保证这些海量的财富能够按照朝廷的意志流动起来，就要确保地方上的社会稳定。于是解决这次大明所面临的灾荒，也就成为了这些官员们的共识。在这样迫切的要求下，这些有损于士绅利益的政策，终于获得了大部分官员们的认同。
但是接下来对于这些利益的分配，却成为了当日会议中最为激烈的对抗。对于这一点，就连崇祯也有些束手无策。这种利益上的争夺，不仅仅在于各部门对于赈灾资源的争夺，更重要的是代表各地的官员对于赈灾资源的抢夺。
毕竟这些受灾地区的士绅并不都像山西士绅这样富有的，这些年来凭借的同蒙古诸部的边贸和对于河套地区的开发，山西的钱粮救济本省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陕西、河南等地，就算是平常年景，百姓也还需要食用野菜度日，更何况是这样的大荒之年了。
因此想要依靠从各地士绅手中收缴钱粮来赈济全国灾民，这显然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任务。在场的官员虽然认同了，想要度过眼下这场灾荒，就必须让各地士绅吐出一部分利益出来，但是他们却也没想过要把天下士绅搞的倾家荡产。
于是，包括首辅钱谦益在内的大多数官员都坚持了两点，一是以三月国务会议制定的赈灾最低目标为考量，先确保两京、河南及三吴之地的社会稳定，陕西和山东不妨先放一放。二便是各地士绅上缴的钱粮应当尽量用于省内的赈灾，而不是挪用到外地去。
郭允厚、毕自严、夏允彝等官员则表示反对，认为赈灾不能以邻为壑，陕西、山东等地的灾民同样也是大明百姓，不能够厚此薄彼。此外赈灾行动是一个全国统筹的行动，如果现在把各省的钱粮都固定在省内，那么朝廷如何调度统筹以应对最坏的局面呢？
就在双方的争吵日趋激烈时，负责户部粮食局的笪继良突然出列向崇祯请求道：“陛下，臣有些不同的看法想要呈报。”
原本被众人吵的头昏脑涨的朱由检终于收敛了快要抑制不住的怒气，对着他点了点头说道：“准。”
殿内的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看着笪继良，想知道这位究竟要说些什么。“…臣以为各位大人的争议方向出现了偏差。今日会议讨论的是如何对各地灾区进行赈灾，而不是研讨如何向各地划拨赈灾的钱粮。
陕西、河南、山东、两京和三吴之地，这些地区的富裕程度和受灾状况不一，这些地方上的灾民能够自救的手段也同样不尽相同，怎么能够一概而论呢？光讨论以工代赈，或是朝廷拨款放粮赈灾，事实上并不能把钱粮分配给最需要的地方，也无法最有效率的利用朝廷手中的资源，臣以为是不妥当的。”
听到这里，朱由检终于生起了几分兴趣，他坐直了身体，向着笪继良发问道：“那么照你看，朝廷应该如何分配钱粮去赈灾？各地的灾区又该如何自救呢？”
笪继良深呼吸了一口气后说道：“臣以三吴之地的灾情举例，今年环太湖之地皆有旱情，三吴之地更是先旱后雨，在上月遭遇了暴雨之灾，导致地方上的米价大涨。但臣并不认为，这是该地区田地粮食歉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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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卷 帝国之路_第748章 芸芸众生相十（）
“…过去人们常说：苏湖熟，天下足。但是根据臣的调查，事实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前朝时期，主要还是两宋期间，江南地区每年成熟的米粮足以供应天下大部分人口的口粮，但是到了本朝，事情就开始有了变化。
从嘉靖朝开始，江南地区输入的米粮就已经开始超出了其所输出的米粮。也就是说，在这过去的百年之中，江南地区的粮食不仅不能供应本地之需，甚至还需要从外地调拨粮食以补充本地之不足。
那么这些粮食从何而来，根据记录显示，数十年前主要是江西所产之粮，而现在则以湖广地区的粮食为主。江南地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还是因为人口数量的增长所至。以今日苏州一地的人口计算，早就超过了宋代当地人口的20…30倍，整个江南地区的人口则基本是宋时的10…20倍。
就算是同百年之前相比，江南人口也增长了近一倍。这些人口的增加，消耗掉了江南自产的粮食不算，还需要从外地引进大量的粮食。如果没有从外地运入的大批粮食，基本是风调雨顺的年景，江南地区也还是会发生粮荒的…”
对于笪继良的说法，不少官员是不太相信的，很快就有人忍不住打断他问道：“笪侍郎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了？江南向来都是本朝的财赋之地，这过去用于文武百官发放俸禄的金花银，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于江南之地。如果江南百姓连自己都养不活，他们如何缴纳的起田赋？”
自从担任了户部粮食局的主官之后，对于大明各地粮食生产进行了深入调查的笪继良，立刻不加思索的回道：“…下官只是说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不足，并没有说江南百姓养不活自己。
根据下官的调查，江南地区乡村百姓的主业已经不再是依靠粮食种植，而是以种植桑、麻、棉花等作物为主，至于城市中的百姓则主要依赖于纺织业过活，其中苏州以丝绸纺织及染色最为发达，而上海、松江以棉纺织最为盛行。
…在南方种植一亩土棉，收益大约高出一亩稻田的三成。如果是种植一亩洋棉，收益则是稻田的一倍有余。如果是一亩老桑园，那么收益更是达到了稻田的4倍。
而一亩桑园一季可出生丝8斤，按照平常年景的价格，一斤生丝相当于一石稻米，按照春秋两季算，便是16石稻米的产出，约是八亩上好水田的产量。
这一斤生丝由中人收购再转到商户或织户手中，价格又翻了一到二倍。商户若是转手贩去港口市场，则又翻一到二倍。船商再将之贩到外洋，则依照路途之远近，再翻3…5倍不等。至于生丝再织成丝绸等物，其价值便按照织户手艺的高低，给钱不等。
是以，光是种桑养蚕，取丝织缎，种棉纺织，这两项纺织产业就几乎养活了江南半数人口。基本上每一个纺织环节都关系着数千上万户家庭的口食，而这两项产业也为朝廷缴纳了无数财赋。
可以说，江南百姓实际上并不依赖于田地而活，乃是依赖于纺织业而活。光是一个苏州城，其150万城市居民里，起码有三分之二是从事跟丝织业有关的工作。而苏州地区三百万人口，更是依赖生丝和丝绸产业而安居乐业。若是生丝产量不足或是丝绸销量出现了问题，那么该地的百姓就会陷入困顿之中。
就比如说今年三吴之地受灾，粮价飙升这件事。臣以为重点不在于粮价的飙升，而在于今年环太湖地区的气候异常，导致桑叶减产和蚕种大量死亡，导致江南地区生丝产量不足。生丝产量不足，又会影响到三吴地区的织户无工可开。
依赖于丝绸业过活的数十万户人家衣食无着，这才是江南受灾最大的影响。臣以为，对于三吴地区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平抑粮价，而是确保这些织户的开工。这些织户家中基本无有田地，一旦失去了工作，他们就难以自保，哪怕这个时候粮价再低，他们也是无法养活家小的。
丝绸纺织的各个环节都是各有配套的，一旦这些熟练工人逃荒而去，那么等到明年气候好转时，有生丝却无工人开工，同样会对江南纺织业和养蚕户造成打击。如此一来，国家的财赋之地将会元气大伤…”
崇祯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问道：“那么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局面呢？”
笪继良毫不犹豫的回道：“陛下，臣以为应当下令禁止棉纱和生丝等纺织原料的出口，鼓励从海外进口棉花及生丝，以解决这些纺织工人的开工问题，其次才是平抑当地的粮食价格。”
笪继良的提议顿时引起了许多官员的反对，支持他的只有毕自严、夏允彝等寥寥几人，笪继良对此倒是不意外。毕竟禁止棉纱和生丝的出口，已经损害到了这些投资棉纱工厂及远洋贸易的官员的利益，反倒是几位守旧官员还替他说了几句好话。
不过笪继良也知道，这些守旧官员并不是真的支持他，而是对于一切海外贸易都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他们坚信天下财物是有定数的，把国内的大量物资运往海外，那么国内显然就会出现用度不足的问题。而白银的大量输入，除了造成物价上涨之外，并不能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欧洲传入的各种异端思想，已经开始威胁到了儒学的统治地位。比如吸纳了自然科学和欧洲哲学思想出现的新学，现在已经牢牢掌握住了燕京大学的教育权，而随着燕京大学毕业生在各行各业的茁壮成长，儒学一枝独大的局面正在慢慢消失。
对于这些守旧官员来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大明对外的交流过于频繁的缘故，因此能够借这个机会打击支持海外贸易的官员，他们自然是不遗余力的。
虽然有着众多官员的反对，但是朱由检还是部分赞同了笪继良的建议，对于棉纱和生丝出口实施配额制度，而不是一刀切的进行禁止。
而笪继良提出的第二条建议便是，放开对于海外拓殖的限制。在过去几年里，大明对于海外的拓殖行动还是相当成功的。只不过之前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南洋土邦的势力，使得参与这种海外拓殖行动的，不是宗室权贵投资的殖民公司，便是那些士绅大族联合起来的势力，普通商人和中小地主基本负担不起昂贵的海外拓殖活动。
但是随着大明海上势力的扩张，从库页岛到马六甲海峡都已经成为了大明海军的控制区域，西班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