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明-第1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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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原本的皇帝、勋贵、文官三种权力互相支撑的统治格局就告破，变成了皇帝和文官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争夺行政权力的局面。
明朝中后期的几任皇帝，对于处理国家大事的兴趣并不浓厚，这也使得原本只是为皇帝草拟文书的内阁，变成了统治大明的权力中枢，这也就意味着文官集团几乎已经把持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
从嘉靖、万历直到天启，这几位大明皇帝维持手中权力的秘诀，无非就是用内廷牵制外廷，拉拢一部分文官打击另一部分文官而已。
正因为这个国家的行政权力已经为文官所掌握，因此士绅清流才敢毫无顾忌的做一个直言犯上的忠臣。反正有文官们罩着，皇帝处死不了自己。而且在地方上晃荡几年后，自然会有人依据他的名望提拔他，让他重新回到朝堂上去。
士绅官僚们沆瀣一气，控制着国家权力的同时，早就已经忘记了，这些权力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大明王朝统治这个国家时所赋予官僚士绅的东西。
一旦他们失去了体制的庇护，也就无法再继续利用体制所赋予的权力去抵抗体制本身。大同总兵姜瓖的灭亡，无疑给他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即便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总兵官，在朝廷的力量面前依旧脆弱的很。姜瓖尚且如此下场，他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又要如何去抵抗一个翻脸不认人的朝廷呢？
于是原本聚集在姜瓖身边诽谤朝廷的士绅豪强们，现在一个个的都在唾弃叛逆姜瓖，一个比一个的更痛恨此人，称赞朝廷出兵平乱的神速，试图以这种行为来同姜瓖做出切割。
几乎在一夜之间，山西地区的士绅就成为了铸币法案的强力支持者，纷纷拿出了家中的金银存入了银行，就连自家女眷的金银首饰都没放过。
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这些士绅们还不停的向都督府和巡抚衙门告密，将他们所认为的隐藏在士绅中间的乱党举报了出来。
对于周三畏这等武臣来说，这些士绅的举止自然是值得鼓励的。因为他们之间的互相举报，使得山西地方自然的安定了下来。现在这些士绅家族之间的互相提防，比他们此前对于朝廷的不信任还要严重。这也就意味着，短时间内山西的士绅地主已经无法再团结起来对抗朝廷了。
但是对于山西地方上的文官来说，这样的场面显然是他们不乐于看到的。虽然因为这些地方士绅豪强的服软，使得他们交出的物资已经让山西地方可以安然度过今年的旱情。
不过这些士绅们寡廉鲜耻的表现，加上都督府借机插手地方上的赈灾事物，都让山西地方上的文官们感到羞耻和不满。
于是在大同兵变平息后不久，山西巡抚宋贤就派人送信给了大同巡抚叶廷桂，要求他和自己一起上书弹劾大同都督府。
弹劾的内容有三：一是越权干涉地方民政；二是明知大同总兵姜瓖有反叛之意，却纵容其起兵造反惊扰地方；三是借兵变一事逼迫士绅上交钱粮，意图牟取私利。
对于宋贤的主张，叶廷桂还是相当犹豫的。和驻守在太原的山西巡抚不同，大同巡抚的权力可谓是少的可怜。毕竟大同城内有都督府掌军事，而不远的丰镇又有丰大总督掌握军政、民政，他这大同巡抚可没有山西巡抚做的这么逍遥。
而且在理论上来说，从大同到丰镇都属于军管地区，都督府的权力反而要比他这巡抚衙门大的多。他若是轻易的答应和宋贤一起上书，无疑就把自己推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不过他的佐官卫景瑗却对他劝说道：“大人，眼下可不是顾虑日后巡抚衙门同都督府冲突的问题。
宋大人的来信虽然有失偏颇，但是他所持有的立场却是不错的。士绅终究还是国家之根本，岂能让这些武臣肆意蹂躏？
这一次都督府新来的周参谋长做事实在是有些过分了，先不说他借机插手地方上的赈灾事务，光是在兵变得过程里拿我们巡抚衙门当叛军的诱饵，这就有些其心可诛了。
若不是标营上下仰慕大人平日的公正，出死力抵抗。我们岂不是就被卖给了这些叛军？哪怕都督府事后平息了兵变，也洗刷不掉我们身上被叛军俘虏的耻辱啊…”
卫景瑗说了许多，叶廷桂倒是听明白了一点，这无关对错，而只在于立场。宋贤和他身边的那些人，希望他能够以上书这个行动来表明，他还是站在士绅们这边的。
这一次大同兵变的平息，的确是给山西地方的士绅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因为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皇帝手中有了一只可以不通过士绅就能镇压地方的武力。
这显然是把新军视为边军继承者的那部分士绅官员所未能想到的，毕竟在袁崇焕执掌丰大总督区时，士绅们并不觉得新军是一个威胁。
相反，还有许多人觉得，新军的强大武力对于他们在草原上的生意是有好处的。只要他们控制着总督府，就能够和过去一样控制住这只新军。
周三畏这次的行动，终于将这些人虚假的安全感给揭破了。让他们意识到，皇帝手中的权力似乎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程度。
要是这样的举动再反复来上几次，士绅们岂不真成了朱家的狗了，大家自然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他们一边积极响应着朝廷的号召，一边则试图开始约束皇帝手中的权力，特别是皇帝对于军队上的影响力。
叶廷桂最终还是无法拒绝宋贤的请求，令卫景瑗替自己拟了一份草案，然后同宋贤一起上书弹劾了大同都督府。
当叶廷桂、宋贤的上书送到崇祯面前时，时间已经进入了六月。在皇帝的督促下，田仰终于在六月之前连通了西安、武汉、南京三条通往北京的光学电报，这极大的提高了朝廷对于地方形势的掌握，也加快了内阁决策的过程。
六月原本应该是夏收的开始，但是因为这样的年景，却成为了大明各地动乱的开始。陕西、河南、山东都出现了流民和小规模的动乱，甚至于连南京周边都出现了抢米事件。
根据赈灾委员会的统计，今年上灾七十五州县，中灾六十八州县，下灾二十八州县，共计受灾州县171个。
令崇祯烦躁不安的是，三吴地区久旱无雨之后，5月13日，苏、松、湖地区的吴江、归安等地突然昼夜下起了倾盆大雨。由于水势骤发，河道内的水位霎时汹涌，导致部分堤岸和临河屋宇倾倒。
虽说之前几年朝廷对环太湖地区进行了水利建设，还清理了一批侵占湖面和河道的水田，但是这次的大水还是造成了当地百姓极大的财物损失。
再加上之前的旱情，从而导致了米价腾踊，斗米价至二、三角之多，而去年同期当地米价一石也不过才七角不到。当然，朱由检所不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条历史轨道中，此时米价已经升至了去年的10倍，从而导致了三吴大饥。
而现在这个时段，当地百姓只是感觉生活难过，还没有出现活不下去的情景。
正文 第三卷 帝国之路_第747章 芸芸众生相九（）
面对如此严峻的抗灾形势，朱由检于是再次召集了内阁、总理衙门及相关部门的官员34人，在文华殿内闭门开会，以应对时局。
这次会议参加的人数比3月召开的那次国务会议要少，相对的也就更容易统一意见。而此时各地的灾情已经完全显露了出来，众人的侥幸心理也就彻底消失，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赈灾的事务上。
因着今年的灾情实在是过于严重，此前不少人坚持反对的一些损害地方士绅利益的赈灾办法，在这次会议上终于获得了大多人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将北方各地实施的士绅一体纳粮及土地改革办法向南方推广，以从南方士绅手中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稳定地方，并安抚住失地或无地民众。
而这两个月中铸币法案的实施，也的确是给朝廷增加了不少手中的资源。特别是山西平息大同兵变后士绅态度的转变，大量钱粮从私库流向银行和朝廷的公库，给山西地方官府增加了大量的资本，使得他们可以使用这些钱粮兴修水利、交通和向塞外迁移人口，因此山西这个受灾地区的社会局势倒是有着渐渐稳定下来的趋势了。
山西地方的稳定不仅给朝廷去了一块包袱，更重要的是粉碎了一些士绅提出的主张，那就是在这样灾情严重的荒年里，士绅大户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朝廷应当保卫这些士绅大户的财产不受损害，而不是同那些底层刁民为伍，帮助那些刁民图谋士绅大户的家产。
何况天下的士绅大户少，而贫困百姓多，哪怕朝廷把天下士绅大户的家产都查抄了，对于需要救助的受灾百姓们来说，依然还是属于杯水车薪。因此打士绅大户的主意，根本就是杀鸡取卵，固泽而渔的愚昧之策。
但是朝廷从山西士绅手中获得的物资数量，最终让山西地区首先脱离了灾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从而让这个士绅们提出的主张破灭了。山西的未来大家还真未必猜的到，但是山西眼下度过难关的形势，众人可都是看在了眼里。
殿内的这34名官员都是这些年从上千高级官僚中搏杀出来的精英，他们中也许有人的观念较为守旧，但可没有一个傻子。一旦确定了山西模式的有效，他们自然也就算是认可了铸币法案对于当下大明度过难关是有帮助的。
在这样小范围内的讨论中，这些官员们到不必再顾忌维持自己的形象，而只需考虑如何解决问题，才能维护自己最大的利益了。就和后世的明星需要一个人设一样，大明朝的官员实际上也是有着一个基本的立场的。
维护士绅阶层的立场自然会被士绅们认为是君子，损害士绅利益的自然就是小人。而士绅的风评，往往就会影响到这位官员日后的升迁等问题。因此除了极少数官员之外，大多数官员从踏入官场的那一刻开始，就很自然的营造起自身的君子形象来了。
这样的形象一旦被固定下来，在某些议题上这些官员发表意见时，依据的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而是如何维持住士绅同僚对自己的看法了。一个前后言辞不一的官员，只会被认为是墙头草，自然是无法走上更高的位置的。
而在当下这个场合，一个无法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官员，也就意味着手中权力的缩小。在皇帝面前再装什么君子形象，甚至于有可能会被踢出这个权力的圈子，自然也就没什么官员会继续装模作样了。
毕竟能够站在当下这个场合的官员，他们已经不再是单单代表着自己，而是代表着自己身后的部门利益和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一个不懂得维护部门利益和为自家团体争夺权力的精英，是无法站到这个位置上来的。
维护士绅利益虽然是官员们的共识，但这就和圣人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样，这样的政治理念虽然很美好，可是一旦同自己的利益有了冲突，大多数人的反应便是毫不犹豫的抛弃共识，而选择保卫自己的利益。
对于殿上的这些官员来说，虽然铸币法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