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之虎-第7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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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不能速胜，而与左良玉或郑芝龙打成胶着之态，那么，诸如流寇、鞑子还有那在四川盆地的张献忠部，极可能皆会蠢蠢欲动，侵扰自已地盘边境，这样的话，唐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回防，如何应对这些外寇的进攻，将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之事。
因此，在唐军已然得到了明朝最精华部分的土地之后，暂缓与各方交战，全力消化吸收这些新得地盘，当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
现在，这明末江南最为严重，也最为迫切要改造的问题是什么呢？
李啸认为，最严重也最迫切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土地兼并严重，二是流民及失业者数量极多。
先来大致说说明末土地兼并的情况。
明朝末年，土地集中已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地兼并土地，大多数的农民相继失掉土地。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普通的地主就占有几十家佃户。而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诸如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这样的情况，在这富饶的江南之地，情况则是更加严重。并且这种土地兼并，在江浙一带，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土地兼并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某一地方豪强大族，占据一个地方，然后排挤非族内人，将非族内人土地霸占，形成一个地区的土地兼并。
在《徽州府志》里，记载的许多名门望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某一族在一个地方立足。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方地区，很多地方的村子只有一个姓氏的原因。因为那些没有势力的小门小族，都被当地的一户大族，用各种方式给挤兑走了。
但江南一带，却并没有发生象西北一带一样，因为大规模的天灾而导致流民大增，以致揭竿而起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时因为，在以江南为代表的富庶地区，大量破产农民迫于生计离开土地，转投临近的工商业中心成为新的雇工群体，从而以此方式，暂时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
而在西北地区，土地兼并的后果，就要比江南一带要严重得多。
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后，虽然程度没有江浙一带的严重，但破坏性却更强，就在于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一是容易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二是土地兼并后造成大量流民。
西北地区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但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却没办法给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活路，从而创造了大量流民。这些流民，没有土地，西北地区又无其他经济，流民为了活下去，只得给地主当佣农，但佣农的数量始终有限，缺乏出路的失地农民往往只能选择落草为寇，或是被迫揭竿而起。这无疑会给整个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与悲剧。
所以，土地兼并这种事，在中国不同地区引发的后果都不是一样的，绝不能用江浙一代的土地兼并情况，去理解西北一代地方的土地兼并。
而且，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从某种意义说起来，其实对整个市井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林次崖先生文集》“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四友斋丛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嘉靖11年3月制策》“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甚则务农者稀。……，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犹可以为苟且求全之计。……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也。”
《苏州府志》“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而据大量的明史资料记载，整个江南地区，农业人口从明中期的四五成逐渐到明末的一二成，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工人口。
而随着市井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那早期雏形的资本主义，就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其强大的冲击力。这一点，就连作者在看到以下的资料，都不觉惊到了。
这些资料，来自樊树志的《晚明史》。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这样只处于萌芽状态，依然极其幼稚与不稳固，却已给当然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了这般强力的冲击与影响，可见这江南一带，发展商品经济的潜力有多大，将来可达到的成就，又能有多高！
相比明朝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给社会带来的勃勃生机与崭新力量相比，那所谓的大清盛世，是多么地可笑又可悲。
清朝康熙年间，“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被后来的鞑粉鼓吹为旷古绝世的巨大成就，只是，这历史中的真实含义，真的如他们所说吗？
非也。
因为，所谓的永不加赋，是指只征收固定人头税，然后把收税的重点集中到田税上。
这真的是仁政吗？为何到了现在大多数国家都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反而不采取此“仁政”？
其实，此策实际上是社会大倒退，是把人口与土地严格的绑定起来的残酷措施，使得各地官府，为了所谓的政绩与治功，不得不竭力压制一切新生的经济力量，而把尽可能多的人口，转为最基本的耕田人口，并极力压制无土之人（如工人、商人等）的生存空间。这种愚昧而落伍的残酷做法，与同时代欧洲的圈地运动，迫使农民进城务工，让整个国家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做法截然相反。
因此，康熙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出于要对社会强力管控，防止社会出现清廷无法控制的不良因素，从而人为大幅缩减了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让治下百姓只有从事农业才能生活，这样鼠目寸光，无视时代潮流的愚蠢做法，相对明朝的经济体系，无疑是大踏步的后退。
甚至可以说，有清一代，是从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中国传统职业安排，通过强力的人为手段，变成了仅有士农两个行业，让中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彻底灭绝了工业化的希望。最终在一百多年后，让中国遭受了数千年未有的战败与屈辱，拥有了那一段噩梦一般，充满了弹孔与血泪的历史。
行文至此，估计很多读者会问，那么，照这么说，既然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对社会有这般促进作用，那作为实际统治的李啸，就可以对江浙一带的土地兼并放纵不管，任其自流了吗？
当然不行。
因为，江浙一带，虽然土地兼并问题不严重，虽然没有太多的流民问题，却有很严重的个问题。
那就是，江南一带的财税，基本上处于收不上来的状态。
为什么会收不上来呢？
因为土地兼并，集中到了地主官绅阶级手中，而他们可凭借自己的特权和法律的漏洞，大规模的集体逃税漏税。整个江南一带，积欠的税赋，多达几十年之久，让整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财政亏空，这个问题，无疑是相当的触目惊心。
大明朝的灭亡，不是直接亡于土地兼并这一条，这种说法，并没有问题。可大明朝灭亡的根源就在于，过于严重的土地兼并，让国家在丧失了大量的财税收入后，已彻底摧毁了王朝的内部结构。
而财政的捉襟见肘，也决定了明朝无法从制度上，建立足够抵御外侮，镇压起义的军队。导致无论是外患还是民变，都是不断壮大，无法遏制，这也更加恶化中央的财政。
到了这一步，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严重失血，同时又失去了造血能力的病人，整个身体对外界的侵袭，已然没有了有效的抵抗力，任何一个小小的外在伤口，就能使他感染而死，这对于国家与民族来说，真是巨大的悲剧。
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自后世的李啸，自是洞若观火，了然于心。
所以，他绝不允许，在自已的统治范围内，还继续让这样畸形的社会模式，再继续下去。
。
第七百零八章 基本田与富余田（）
李啸沉思良久，决定对于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情况，首先采用与山东类似的做法。
那就是，由各地地主或自耕农，自行审报自家土地，然后由官府核查比对，以此方式，来先进行田亩测量与统计。
在山东时，李啸推行了这样的政策，可谓别出心裁。当时山东当地的地主们，以为李啸这样做，是为了将来收税方便，故皆尽量少报自家的土地，以求到时可以大大减少上缴的税额。
结果没有想到，李啸随后就派人核查，将地主那些瞒报的土地，当作无主之地全部没收，让全山东的地主，大大地吃了一个哑巴亏，简直可以说是，悔之无及。
因此有了山东的先例在前，现在的江南一带的地主豪绅都聪明了，个个都按实数审报，丝毫不敢作假。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李啸就会对他们毫无办法，从而最终只能默认现状。
最终，李啸安排的人手在各地亲自核查之后，发现其上报的土地数量，与实际田亩之数，倒也差相仿佛。可见，有山东地主的惨痛教训在前，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倒是个个精乖得很。
只不过，这样一来，就完全没事了么？
他们完全低估了李啸的狠辣与手腕。
在当年的十二月底，离过年前还有数天时间，整个李啸占领的江南地区，各个州镇的街头巷尾，都了一封长长的新告示。
告示中，李啸规定了一项全新的政策。
即江南当地的地主财绅与自耕农们，每家每户，最多只能保留田亩数量为200亩，这项规制，被称为地户基本田。这些基本田所缴税额，淮河以北之地，暂与山东一样，而淮河以南之地，与山东土地相比，每亩多收两倍。
之所以江南这一带的土地，要比山东这样的北方之地，田税数额要多两倍，倒不是李啸存心欺压，而他在仔细考虑了当地的田亩产出后，才作出的慎重决定。
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