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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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尝试以启发式教学激活学生发现问题的灵感，以讨论式教学使灵感撞出思想的火花。但他却常常因此陷入尴尬：当他在思想的湖面扔下一个石头希望听到反响时，那湖面有时竟连一丝涟漪也难以泛起。
学生还是习惯那种从早上8点钟进课堂，一直听老师讲到十一点半钟下课的教学方式。他们会认真地听讲，并记下厚厚一摞笔记，却几乎从来不提问题，也从不讨论问题。他们似乎不习惯于提问题，他们很少问“为什么”，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到大学，他们是在老师问“是不是”，他们只需回答“是”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已在这种环境中渐渐丧失了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
但他们不是小学生，也不是中学生，他们是研究生啊，他们应该是站在人类这艘船上的了望者！一个没有了望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思想跛足、经济落后的民族。
陈孝大说，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十年、二十年并不可怕，如果教育落后十年、二十年，就有可能是民族的灾难。
英国历史学家H。G。威尔斯曾告诫我们说：“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
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与其说是对过去灾难与教育之间此消彼涨的逐一盘点，不如说是对将来人类发展趋势高瞻远瞩的预言。
在那以后，类似这样的尴尬又一次次地发生。学生对他的议论也多起来。陈孝大很苦恼、很郁闷，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立和无援。
陈孝大说那是一段苦恼而又无奈的日子。他不止一次在心里追问：教育的价值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花十几年时间接受学校教育，仅仅只是记忆了一堆知识，而没有学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有价值吗？
在陈孝大心里引起极大震动的还不止这些。他发现，在小学里会讲故事的是一二年级学生，他们能无拘无束地将一个个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可是到三年级以后，这些孩子反而不会讲故事了，他们竟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原因不言而喻。僵化的、死板的，缺乏个性和创造性的教育，使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讲故事的能力。
在大学课堂上屡屡受挫的经历，也使陈孝大认识到，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必须从幼儿时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和能力是受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是无处不在的点点滴滴的渗透。当一个人已经养成了思考的惰性，已经养成了不爱思考的习惯后，要改变是很难的，正如摆脱不掉的、拖在自己身后的影子。
陈孝大坐不住了，他不想再坐在书斋里纸上谈兵，也不想在大学校园里戴着两顶博士帽无所作为地装饰门面。他觉得自己应该身体力行地去为改变这种教育状况做点什么，他认为只有这样，思考才是有意义的。
1996年5月的一天，陈孝大走进了普陀区教育局。传达室有人问他找谁，他说找局长。那人说局长在开会。陈孝大说：“那我等他。”
局长开完会出来，陈孝大说想跟他谈谈。局长将他引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陈孝大从怀里掏出一份申请报告，说他想办一个从包括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实验园”。他跟局长整整谈了两个小时，谈自己对中国教育的忧思，谈他的构想和计划，谈他的办学思想和理念。
谈完后，局长站起来说：“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将一幢校舍出租给你，你就在普陀区办，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
陈孝大没想到事情进行得这么顺利。
几天后，陈孝大向学校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听说陈孝大要去里弄办小学，舆论一片哗然。有的人为他可惜，说堂堂的博士，还是一个双料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讲台不站，要去站小学的讲台？有人以为他是受不了大学的清贫，才“下海”办学。
不管众人如何议论他，陈孝大还是铁了心要走。见他去意坚决，学校批准了他的辞职报告。
那时，已是6月初了。除了区教育局租给他的那幢校舍，他一无所有，一切几乎都要从零开始。
首先是要筹集资金。陈孝大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又一家家登门找亲戚朋友借钱。每去一家，他都要将那天他对教育局局长说的那番话讲上一遍，让人相信他不是心血来潮，让人相信他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东借西凑来的几十万元钱，成为新学校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有了第一笔钱，陈孝大一边请人修缮校舍、购买桌椅，一边开始物色教师。他象一个既机灵又目光敏锐的猎头，四处捕捉人才信息，有时在人才市场里蹲着，有时去民间走访。很快，他就聘请到了一批好教师。
1996年6月底，陈孝大将一张张“培佳实验学校”招生的广告刷上了里弄的墙壁。
这是一份精心编写的广告，既有培佳实验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还有一段关于办学人陈孝大博士的介绍。
陈孝大说到这里，自嘲地说，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敢相信私立学校，几乎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谁都不敢轻易将孩子托付给私立学校。我打出自己的留学背景和教育学博士头衔，是想让家长们相信我，是想让家长们将孩子交给我后放心。谁知，还真管用。
听说一位学教育学的博士要办一所实验学校，不少家长出于好奇纷纷找上门来想看个究竟。
当他们穿过逼仄的里弄，穿过一片嘈杂的菜市场，找到培佳实验学校时，他们多少有点失望。这是一所因生源不足早就关闭的小学的旧址，校舍虽然经过修缮仍显得破旧。陈孝大在校门口摆了张桌子，亲自接待来访的家长。
也许是陈孝大的博士头衔让他们放心，也许是陈孝大展示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打动了他们。一些家长陆陆续续将孩子送进了培佳实验学校。
陈孝大说，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家长，他们用一种买股票的心态将孩子送进了我的学校，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真的象我所描述的那样成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应该说，这些家长是明智的，也是有预见性的，他们知道将来的社会需要的不是考分低能的人，而是需要创造性的人才。
那一年，培佳实验学校的幼儿园招了两个班，小学招了四个班。这是一片新开垦的实验园，陈孝大将要在这个实验园里播撒新的种子。
陈孝大的实验首先从缩短课时开始。在观察中他发现，儿童对一个事物的注意力最多只能维持30分钟左右，超过了这个时间，注意力就会跳到别的事情上面，虽然那时仍被老师强制在教室里，但是后面那几分钟的教学效果几乎等于零。陈孝大将每节课由40分钟改为35分钟，当学生的注意力疲倦了正想逃跑时，下课铃响了。
将你的想法大胆地说出来，将你的能力大胆地表现出来。陈孝大这样鼓励着他的学生。为此，学校专门开设了一门“表现课”，一年级的表现课是讲故事，二年级是朗诵，三年级是课本剧，四年级是时事讨论，五年级是演讲，初中是辩论。这种从小开始的培养，不但使学生能创造性地表现自己，而且不断激发着他们的求知欲望，在求知欲望的引导下，他们主动去学习新的东西，主动去思考，主动去创造。
就拿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吧，语文书上的那些课文不再索然无味，他们将这些课文改编成课本剧，改编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给课文增添内容，或是一段活泼的对话，或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情节。然后，由他们自己充当剧中的角色进行表演。现在，培佳实验学校三年级的学生几乎人人都能将语文书上的课文改编成剧本，绘声绘色地表演出来。
在培佳实验学校采访时，笔者看到了三本厚厚的论文集。令人吃惊的是，论文的作者全是该校小学5年级的学生。论文的题目五花八门——“中国动画片VS日本动画片”、“抽屉原理”、“金钱龟喜欢吃什么”、“SOS！水——浅谈苏州河的治理”、“真的有UFO吗？”、“吸管桥怎么做能承受更多的东西”、“小蝌蚪的生长过程及其联想”……。陈孝大认为，儿童对未知的世界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索热情，教育者的责任是激发这种好奇心，引导他们去思考去探索。
培佳实验学校的学生到了小学4年级，课程表上会出现一门新的课程，这就是研究性课程。从4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周都有两节研究性课程。课程是开放式的，学生不分班级，也不分年级，只要趣味相投，就可以组合在一起，既可以成立研究小组，也可以自己独立研究。他们或自己提出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或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课题，然后分头查询搜集资料，分析研究资料，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论文完成后，大家坐在一起进行论文答辩。这门课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他们大胆放飞自己的奇思妙想，大胆地阐述自己见解和结论。这种研究性课程不但使学生逐步养成了思考的习惯，而且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了每一门课程。数学课，老师不是沿袭传统的以例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不在乎学生计算能力的提高，看重的是应用问题的解决，如果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可以不听课。语文课上，老师不再满堂灌，学生自己评析课文，甚至可以跟老师面红耳赤地争论。
陈孝大将这种学习称为“智慧学习”，它培养的是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让学生学会了学习，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创造。2000年，在中国第十三届头脑OM比赛中，培佳实验学校代表队一举夺得冠军，并代表中国赴美参加国际比赛。
如今，培佳实验学校已成为上海市示范性学校和双语教育的试点学校。陈孝大说今年秋季，学校高中部将面向社会招生，他要将自己的实验一直进行下去，如果有可能他还要办一所大学。
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为了头上多一道光圈；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拿它当敲门砖，索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也有的人戴上博士帽是为了一种虚荣，一种满足。可是也有更多的陈孝大们，他们戴上博士帽却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追求。
追求高学历、高文凭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说那些年轻的学子们读了本科读硕士，读了硕士读博士，就连那些有了一官半职的人也都纷纷去大学里给自己弄顶硕士帽或博士帽戴上。民间流传一个笑话，说某日，天上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砸倒了五个人，一个是学士，两个是硕士，三个是博士。可见学历之高的人该有多少！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了一个假博士方鸿渐。那方鸿渐冒充博士充其量只是唬唬人。可今天，硕士不硕，博士不博才是最害人的。因为，顶着那个光环，就有了向社会索取的资本。
文凭是不是也应该来一次打假，不管是硕士帽还是博士帽是不是也应该拿过来拧一拧水份。拧干了水份，就能认出谁是李逵谁是李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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