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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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子最高兴、最放松的是去姥姥家，因为，没有文化的姥姥爱她疼她，从不问她的学习成绩怎样，从不问她拿了多少分。
可是在家里，秋子找不到这种轻松。虽然父亲从不训斥她从不指责她，但是那饱含着期待的目光，那句总挂在嘴边的“咱们一定能考上大本”的鼓励，象大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使她喘不过气来。她是多么想做一个父母希望的让他们骄傲的好女儿啊，可是那个目标对于她来说总是那样地遥不可及。虽然她很用功，也很努力，可是在这所强手如云的重点中学，她的心里总笼罩着失败的阴影，虽然她脸上整天都带着“灿烂”的笑容，可是心里却总有一样东西抓着她，使她自卑，使她不敢正视前方。
其实，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如果不是目前这种以分数论英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教育，她也许会成长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亦或歌唱家、舞蹈家，她有很不错的组织才能和文艺天分。
高一上学期，学校民主选举校学生会干部。秋子雄心勃勃地参加了竞选，她竞选的是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竞选那天，她以出色的演说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和信任，成为得票最高者。这可能是秋子短暂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成功。
1998年元旦，学校要组织一场文艺演出，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很认真很投入很得心应手，在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
可是课堂上的秋子却难有这样的自信。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课堂上，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被尴尬地挂在座位上，每当这个时候，羞愧难当的秋子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藏起来。她也常常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回出来都抹着眼泪。
在课堂上，一些老师常常恨铁不成钢地公开将秋子这样的差生斥之为“猪脑子”、“脑积水”。
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可是秋子的尊严却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剥得精光。
用老师和家长的标准衡量自己，秋子总觉得自己很失败，这种挫折感使她无所适从，她想拼命抓住那个上大学的梦，可是那个梦却似乎越飘越远。
就在她自杀前的晚上，秋子从一位老师家拿回了当年的高考作文题，连夜写出了她的最后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哈哈……
肥仔是我们班的尖子生，哼，瞧他整天趾高气扬的德行，这次非要把他的记忆给移了。
嘻，要是我每次都能考全班第一的话，那我该多牛呀，老师和同学还不该另眼看我！
我还想移植比尔。盖茨的记忆，那我就能自由地遨游在电脑的海洋里。我也想移植篮球巨星麦克。乔丹的记忆，让我在球场上大展我非凡的丰采。我想移植爱乐乐团著名指挥家劳林。马泽尔的记忆，那样，我国的交响乐团在国际上一定会举足轻重。我还想移植国外研制航空母舰的科学家的记忆，那样我就可以实现中国这一项零的突破。……
秋子，她是多么想找回失去的自信和自尊啊！
可是幻想毕竟不是现实。摆在秋子面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在6月底进行的期末考试中，她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喊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4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倒数第四名。所谓的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
秋子哭了，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上不了高三可怎么办呀。”
也许学校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下，他们只有早点将没有希望的学生淘汰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在通往大学的逼仄的路上，竞争是残酷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是这种竞争牺牲的却是大多数！大多数学生被淘汰出局，成为失败者，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们也许永远也摆脱不了对这次失败的惨痛的记忆，永远也摆脱不了这次失败投在他们生活中的阴影。
7月12日，是星期一。秋子还是象往常那样5点半钟就起床了，吃了早点，笑盈盈地跟父亲打了招呼就推着自行车上学去了。
可是她并没有去学校，也许她预料老师会在那天公布会考成绩，她没有勇气再次面对失败的打击。在父亲上班后，她又推着自行车回家了。
果然象秋子预料的那样，这天上午，老师公布了会考成绩，她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没来上课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让一位同学通知秋子，让她交钱和照片参加补考。
同学在课间给秋子家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秋子。
下午5点半钟，父亲在厨房里发现了秋子的尸体。身边放着她留下的遗书：会考两门不及格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对不起你们……。
也许秋子觉得她一定会使父亲和母亲失望，也许那永远挂在脸上的“灿烂”笑容使她太累太累，她才决定用死去早早地将人生的帷幕拉上。
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的秋子，终于满怀遗憾地倒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下。
这是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悲剧。但是，倒在“独木桥”下的又何止一个秋子。
就在秋子死后不久，江苏的一位高三女生，参加完高考后喝农药自杀身亡，原因是自认为没考好，上大学无望。可就在她死后没几天，她的家人收到了某大学录取通知书。
也就在秋子死后不久，武汉市一位中学生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原因也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难以承受高考的压力。
这位从死亡线上被拉回的中学生说，因为成绩不好，期中考试时，老师怕影响全班成绩，要她回家，不让她参加考试。有的同学甚至当面对她说：“你怎么不死呢，要是你死了，高考时，我们班的分母就变小了，高考升学率就上去了。”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扭曲的心理？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起起悲剧？
一位教育专家指出，这是因为“在社会公众眼里，只有上了大学才是成功，否则就是失败，这样的评价标准人为地制造了无数失败者，而这些失败者，他们也许要用一生的岁月才会找回失去的自尊、自信和尊严。”
为了上大学，孩子从小就得背上沉重的书包，象作坊的小工一样年复一年地干着他们厌烦而又不得不干的活。为了上大学，学生幻想的翅膀被剪断了，学生的想象力被阉割了，幻想和想像成了一种奢侈。为了上大学，老师、家长不得不与孩子为敌，将他们训练成考试机器，教化成学习的奴隶。
上大学真是人生唯一的路吗？如果不上大学呢？
“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教育学硕士让儿子退学，说“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儿子小宣13岁时，他的父亲周作出了一个全家人都反对的决定——让儿子脱离正规的学校教育，从学校退学。他对儿子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周的学历是教育学硕士。20多年前，他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当老师。周认为自己是具有
“父性”的教师：严厉、不虚假。他也一直在用这种态度做人、做父亲。
80年代，周到海南，“下海”畅游了一番。办公司、做贸易，做过的行业不下10个。虽然远离了校园，可是他一直没停止过对教育的思考。他说：“我毕竟还是一个父亲，我不可能对孩子的成长熟视无睹。”
儿子的聪明人人都夸，不过也有聪明孩子常有的特点（是特点，而特点不一定就是缺点），调皮，不听话，坐不住，不踏实。小学毕业时，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一所高考升学率很高的重点中学。
那是个培养大学生的地方，能进那所学校的都是经过一番拼搏才挤进来的学习尖子。可是周发现，那里的孩子大都象小老头一样，不但早早就戴上了眼镜，还弯腰驼背的，而且特听话、特循规蹈矩。
上了一个学期，儿子的成绩起伏不定，周还因为儿子的调皮、不听话经常被老师叫去“训斥”。
经常在学校走动，周开始注意观察儿子受教育的环境。他发现，孩子学习的教材大都还是他当年上学时学的教材，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
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特性的课，可是对于学生来讲，连最基本的精神自由都没有，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写长城，必须联想到解放军。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体验，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心感受，不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的有个性的话。而是学着说假话、说套话、说空话、说大话。
有一次，政治课老师出了一道题：如果捡到10元钱，你是交给失主，还是私吞？全班同学都说：交给失主。只有小宣说：“如果找不到失主，我就私吞。”
结果，小宣遭到老师的批评，也遭到全班同学的嘲笑。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小宣说的是真话，有许多人说的是违心的话，但是这些孩子已经知道，真话是不能说出来的。他们平时也许比谁都坏，可是在老师面前他们却要做出比谁都好。这是一种可悲的双重人格。
周还发现，学生学的基本上都是死知识，考试不是考学生如何运用知识，而是考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就拿外语来说吧，学了半天，说出的外语，不但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一位已为人师的年轻教授，曾谈起当年在大学读书时经历的一件事。
一次上英语课，外籍老师让全班同学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非常流畅，因为从小学到中学，这个题目的作文他们不知已写过多少遍了。然而英语老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了教室，她用一种陌生的、带有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一眼她的学生，然后用手指点着目瞪口呆的学生说：“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
原来，全班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因为从小学他们就是这么写的。对母亲的遗憾也许有，但写作文，他们却只会这么写，因为他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
那位后来“吃写作饭”的年轻教授痛愤地说：“我写作的最大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词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义……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语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
周可不愿儿子就这么给弄呆了，不愿儿子为学一些死知识耗费生命，也不愿让孩子小小年纪就觉得学习是件很痛苦的事，是个沉重的包袱。周说，如果这样，也许他会终生厌倦学习，那才是最可怕的。
周认为，真正好的老师，不仅授业，更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品质和灵魂。他觉得现在的学校，这样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