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的最后一战-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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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的橡胶是越南又一重点掠夺的资源，几万名越南胶工开进柬埔寨胶园，进行掠夺性开采。按惯例，35年以下树龄的不施催叶药，但越南胶工不分晴雨，不顾树龄，不看胶液浓度，只要出胶就尽量采集，仅从朱普地区每年就搜刮生胶15000吨，全部通过磅逊港装上船只运走。
黎笋集团公然背叛和平准则，入侵邻国，破坏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安宁与和平生活的霸权主义行径，使许世友十分气愤。“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竟蜕变成霸权主义，不仅给东南亚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痛苦。”许世友当时的这一想法，果真被事实所证实。
委屈不能求全
黎笋集团在越南全国统一后就敲响了反华侵华的紧锣密鼓，恶毒攻击我内外政策，残酷迫害驱赶华侨，不断挑起边界事端，悍然武装入侵我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歪曲历史，煽动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对立情绪，是黎笋集团采取的一个卑劣手法。纵观中越关系史，自秦以来的1000多年中，越南是中国的郡县，越族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原是长期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同胞兄弟。公元968年，越南独立建国后，中越两国人民依然友好往来，在经济、文化、科学、艺术、卫生等方面密切交流，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诚然，两国之间曾多次发生战争，有中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也有越南封建王朝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些战争的发生，有着许多历史原因，责任在于封建统治者，不能把账算在当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身上。周总理访越时曾明确指出：过去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是中国封建皇帝干的，今天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没有责任的。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越南领导人与我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而到了今天，黎笋集团却一反常态，别有用心地摘引荒诞无稽的记载，随心所欲地解释考古材料，编造出所谓雄王时代文郎国圣翁抗击殷朝侵略的英雄事迹，说什么：“文郎国刚刚建立就要反对外来的强盗既殷朝的侵略。”
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公然篡改历史，抹煞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功绩，胡说什么“黑旗军的行为伤害了越南人民的感情”，甚至污蔑黑旗军是一伙“视杀人放火如儿戏”的“流寇”，离间中越人民的传统友谊。
黎笋集团明目张胆地把历史上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越南建国不久，就成了中印半岛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鲸吞占城，肢解柬埔寨，蚕食老挝，屡次入侵中国。据记载，仅公元995～1241年的200多年间，越南的前黎、李、陈各封建王朝侵略中国宋朝就达12次之多，其中以1075年李常杰入侵的规模最大。这一年冬天，李朝派李常杰等人率10万大军水陆并进，突然入侵宋境，由于宋朝忙于对付北方的辽和西夏的威胁，无暇南顾，南疆兵微将寡，缺乏防范，结果越南连陷宋之钦、廉、邕三州，有10万余中国军民惨遭杀害，七八万妇女、儿童被掠夺。黎笋集团却厚颜无耻地说：“李常杰越过边境的大进攻主要是粉碎敌人积极准备侵占我国的阴谋”，还给双手沾满中国和越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李常杰戴上一顶又一顶桂冠。
一个国家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反对利用历史问题来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更不能歪曲、伪造历史。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揭露英、法、美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挑起波兰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旧仇宿怨，企图把波兰工人对地主和沙皇的完全应该具有的仇恨，转移到俄国工人和农民身上，使波兰工人相信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沙文主义一样，梦想征服波兰”。李笋集团把过去封建王朝的帐算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身上，其做法与当年的帝国主义如出一辙。
他们在政治上歧视迫害华侨。在专政机关工作的全部调离，原来是干部的一律撤职开除，不准看中国报纸，没有言论、集会、人身自由。有的被剥光衣服在太阳底下暴晒4～6小时，有的双脚被棍棒打伤后，关禁在一间又窄又黑、又脏又臭、地面上铺满尖石的牢房里进行折磨。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不准华侨子弟学习中文，大学不录取华侨学生。在就业问题上，对华侨无理刁难，有不少华侨被就业单位无缘无故地驱赶出来，甚至连一些在抗美战争中立过战功的华侨，从部队复员后也不予以安排工作。在生活上对华侨百般虐待，越南人民每人每月分配口粮21公斤，华侨只有几公斤。
更为卑劣的事，黎笋集团以搞社会主义建设为名，剥夺华侨的生活资料，极其残忍地断绝华侨的生活。
在西贡堤岸，他们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包围了华侨居住区，把5五万家华侨商店、企业抢光，强迫华侨离开西贡去“新经济区”垦荒。在“新经济区”没有房子，没有生产工具，只有一片荒地。等到华侨辛辛苦苦垦荒，种出庄稼来，越南当局又以种种借口把他们去干到另一个地方。
他们推行“净化”政策，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1976年2月，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的发布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照吴庭艳统治时期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尔后又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剥夺他们就业和升学的权利，无故解职，取消户口，不分配口粮。有个百岁老人周黄氏，旅居越南80年。在抗法战争时期，周黄氏摆摊卖米粉，粽巴、每当人民军路过他家门口，老人总是热情地把粽巴塞进战士的怀里。1977年12月，月山罗市当局强迫她加入越南籍，她不同意，越南公安人员就没收了她家7口人的粮簿，夺走了全家的肉票、粮票，逼得她全家无法生活。
1977年开始，黎笋集团有计划地大批驱赶华侨，至1978年12月底，被驱赶出境的华侨搭17万人之多。他们为了掩盖大批驱赶华侨的真相，欺骗世界舆论，指派公安人员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迫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按照事先准备好地说词，强令华侨复写、复述，由公安人员录音、照相、拍摄电影。莱州市华侨廖光文揭露，1978年春节后，莱州市3次召集华侨开会，宣读越南当局的电报，逼迫华侨在3天之内填写好两份“自愿回国申请书”，写上“在越南受到政府很好的照顾”，“自愿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语句。
1978年8月8日中越关于华侨问题谈判开始后，黎笋集团暴力驱赶华侨的事件有增无减。8月11日晚至8月12日凌晨，越南公安人员用消防水龙头、催泪瓦斯袭击住在河内火车站旅馆的100多民华侨，并将他们强行劫走，其中一部分人被关入监狱。8月25日，越军和公安人员400余人挥舞大棒、匕首，在友谊关地区驱赶和袭击滞留在越方一侧的华侨，打死5人，打伤数十人，打伤我关口工作人员9人。
我边防人员亲眼目睹，有3名越南公安人员手持木棍恶狠狠地追打一个背着包扶的华侨妇女和一个肩挑行李的中年难侨，他们一棍把挑担的难侨打倒在地，用脚朝他身上乱踢。还有五六名越南公安人员残酷地把一位青年华侨殴打致昏后，推入公路旁的池塘，待其清醒后又拖上岸，用石头往他头上砸，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更狠毒的事，越南公安人员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难侨沈桂科的亲戚，一个65岁的老人，因为说了几句不满越南驱赶华侨政策的话，就被十多名越南公安人员残酷地杀死。一位不到10岁的男孩，也在越南公安人员的乱棍猛击下，倒在血泊中。
越军的对华作战准备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972年4月，越党中央保卫局长在一次秘密报告中煽动说：“中国人是很阴险的，我们要提高警惕。”1975年底在一次秘密报告中又说：“我们的威胁来自北方。”1978年7月中旬，越党召开了四届四中全会，专门下发351号文件，公开叫嚷“中国是越南的主要敌人”，越南要认真地准备打仗。在我军缴获的越军炮兵166团1978年10月12日标绘的射击图上，射击的箭头都指向我国境内，有的箭头越过凭祥地区指向平而关以东的山上，有的箭头穿过友谊关东面的25号界碑指向我国境内10多公里的宁明县增怀村，我国的凭祥、友谊关、油隘等边境城镇都成了他们计划摧毁的目标。爱店关口对面的越南峙马公安哨所的作战计划，也标明了从四路侵袭我爱店的箭头。在我广西水口镇对面越方一侧的边防检查站，越军就在该站会客厅下修筑了暗堡和地道，地道一支通到紧靠中越边境的越方进攻出发阵地。我友谊关对面的同登，早已变成了一个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前哨阵地。这里明堡暗堡星罗棋布，战壕掩体纵横交错，附近的山头几乎全掏空了，甚至连当年法国构筑的早已残缺不堪的炮台、碉堡也都“复活”起来。
许世友又看了一部分军区机关送来的材料，得知黎笋集团不但在政治上造谣、排华，而且在军事上侵略我国领土。他把老花镜甩在办公桌上，气冲冲地在室内转圈子。
中越陆地边界全长1347公里，其中广西段637公里，云南段710公里。这条边界线分别在我国宋元时代大体上形成。中法战争后，法国强迫中国清朝政府于1885年6月9日签订《天津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并提出划定中越边界问题。1885年至1887年，中、法两国政府会堪确定了中、越之间的国界。国界大部分以分水岭为界，小部分以河为界，全县共分9段，立界碑310块。
几十年来，双方实际管辖同条约规定的边界线基本是一致的。但由于在划界时，有的地段是按图定界，跳跃、界图与实地不符；有的界碑未立在条约规定的位置上；有的地段界约叙述过于简单，界碑稀少，地形复杂，边界走向在实地难以辨认，加之年代久远，界河变迁，或者界碑损毁与移动，双方对某些地段走向的认识不尽一致。据调查，中越边界存在领土归属争议问题的地方有78处，面积72平方公里。其中广西段40处，20平方公里。总的来说，争议面积不大，问题不难解决。
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在谈判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多年来，双方基本上执行了维持边界现状的原则，领土纠纷事件不多。但从1973年越南停战后，特别是1974年以来，黎笋集团一方面完全违背两党中央换文中所确认的维持边界现状的原则，力图否定中、法界约划定的边界，以它单方面主张的所谓“历史边界线”来代替中、法界约划定的边界线。另一方面则采用各种手段破坏边界现状，有组织、有计划地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企图多占地盘，造成既成事实，为今后的边界谈判“创造条件”。据统计，1974年越南方面挑起边界纠纷125起，1975年增加到423起，1976年又增加到926起。到1977年底，发生各种纠纷达1940余起。
黎笋集团愈演愈烈，继而发展到武装入侵。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12月中旬，月均2000多人次入侵我广西境内近百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