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的最后一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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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司令员、向仲华政委和军区其他首长都参加了这个隆重的盛大宴会。当许世友进入宴会大厅时，大家起立鼓掌，许世友行举手礼。
向仲华政委在致祝酒词时说：今天是庆功宴会，为全体英雄模范庆功，祝贺你们为祖国立了大功，也预祝你们今后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再立新功，为保卫祖国边疆再立新功。
宴会上，许世友举着一杯茅台酒，笑呵呵地对大家说：“我们打了胜仗，应当好好庆祝一下，你们立了功更应当好好庆贺一下。请同志们拿起杯来，倒满酒。”他向周围桌上的同志们扫视了一下，说：“为英雄干杯！”他率先一饮而尽，接着又倒上一杯，拿在手中看着大部分人都喝下去了，他又说：“同志们！这一杯是祝贺你们再立新功。”他一仰脖子又是一饮而尽。待大家喝下去了，许世友又斟满了第三杯：“这杯酒祝愿你们永远爱祖国，永远当英雄！”说了这句话，又是一饮而尽，把杯底朝天举得高高的，表示一点没剩。
他看到有的同志不会喝酒，就讲了一个故事：“玉皇大帝不知道人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派一个天官到人间调查，这天官走了很多地方，看到人们都很快乐，他无法向玉皇大帝报告。正在发愁时，他看到一家酒店，招牌上写着‘一醉解千愁’就走了进去。正巧有几个人在那里饮酒，其中一个人大概是因为酒量太差，喝酒时难以下咽，样子十分难受。这天官随即回去向玉皇大帝汇报说，看来这人间最大的痛苦就是喝酒。”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增添了庆功宴会的喜庆气氛。
同桌的人说：“你年纪大了，不要多喝酒，对身体健康不利，要喝也不能喝那么猛，一连几杯，胃受不了，天长日久，就会生病。”许世友风趣地说：“冷酒伤肝，热酒伤肺，没有酒伤心呀！”逗得大家又笑一阵。他本人却不笑，只是看着大家笑，这是他讲风趣话的目的。他看着大家笑完了又说：“我现在七十四岁了，身体还这样好，就是因为我注意锻炼和经常喝点酒的原故。你们到了我这年龄不见得有我身体好。”我曾听许世友的保健护士张玉梅说过：“许世友司令员有喝酒的习惯，中午、晚上都要喝几杯。他自己常说：‘多饮伤身体，少饮益健康。’因为他有肝病，这种病就怕喝酒，所以我们经常劝他少喝、不喝，他不听。”
这天是庆功酒，与平日不同，别人更不好阻拦他。历来的庆功酒讲究三杯才够意思，他开始就喝了三杯，这是中国的习俗。他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要发扬军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些英雄就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化身。所以他慷慨地多喝几杯，热情地为英雄祝酒。英雄的司令员，热爱他自己领导的英雄士兵啊！
此情此景，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的日日夜夜……
第02章 还击有理
情况通报，一份份汇集到许世友的办公桌上，足有一尺来厚。自从一九七七年以来，越南黎笋集团不断在中越边境地区无故制造事端1740余起，入侵袭扰的地段达160多处，伤我边民110多人，霸占我领土浦念岭、庭毫山地区；在国内反华排华，大批华侨被驱赶到边境……许世友看着这些情况通报，眉宇紧锁，心中怒火难平。“疯狂！太疯狂了！！”他常常这样自语。当他看到越南黎笋集团准备派几十万军队入侵柬埔寨的情报后，更是怒不可遏。“小小的越南竟敢称霸东南亚，太狂妄了！不教训它一下不行！”浑厚的声音，竟使进来送情报的作战参谋惊呆了。
不久，司令部接到了总参谋部的通知：准备反击越南的侵略行径。打这以后，许司令员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他不再去打猎，更不外出，自己把自己“关了起来”。人们时常听到的笑声中断了，习武的身影消失了……
对于这一仗到底打不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战役问题，它是国家的大事，甚至是世界的大事。不打则已，打则必有理有据。同志们各抒己见的话语，不时地在他脑海里萦绕。
部分同志认为：从军事利益来看，打这一仗不一定有利，我们在越南北边打越南支援柬埔寨，苏联也有可能在我国北边打我们支援越南。那时，我将处于两面作战，十分不利。若扩展开，美国也有可能在它认为有利的时机参战，从中渔利，甚至有扩展成世界大战的危险。有的同志从国际舆论的角度看待这一仗，认为我国和越南是邻邦，它是小国，我们是大国，打越南，其他国家会不会认为我们以大欺小？而且我国的经济建设刚刚从“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应集中财力搞建设，哪有那么多钱用于打仗？
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这一仗应该打。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支持正义战争，在东南亚和亚洲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怎能置越南践踏另一国主权的侵略行径而不闻不问？置越南用武力威慑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而不管不顾呢？况且越南已将称霸的魔爪伸到了我国境内，严重影响和破坏了我国边境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如果任其猖狂下去，我们的军队还称得上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吗？还是人民的军队吗？……
那些天，许世友独自苦苦地思索着同志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有时偶尔在宿舍的院子里散散步，表情严肃，沉默不语。身为军区司令员，他不仅要指挥这次战役，而且肩负着祖国的尊严、边境人民的希望，这是他想得很远、很远……
昔日的“同志加兄弟”
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十九世纪中叶后，中越两国先后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受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在近百年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中越两国人民互相支持，抗击共同的敌人。
首先要提到的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助越抗法的斗争。刘永福是广西天地会抗清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他的队伍起兵时祭七星黑旗，作战时常擎黑色战旗，故名“黑旗军”。一八七三年，法军第一次入侵越南北部，占领了河内，应越南阮朝政府的要求，刘永福率“黑旗军”和越南军队联合作战，击毙法军头目安邺，歼灭法军一千多人，迫使法军从河内撤退。这个胜利使法军对越南北部的第一次侵略破产。
一八八二年，以李维业为首的法国殖民军再度入侵越南北部，重新占领河内，南定等城市。刘永福从老街出兵援助处于困境的越军。是年五月，在第二次纸桥战斗中，“黑旗军”冒着法军的猛烈炮火，与法军展开白刃战，杀掉法军统帅李维业和副统帅安眉，五千法军几乎全军覆灭。从此，法军对“黑旗军”畏如猛虎，闻风丧胆。
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中，广西将领冯子材在谅山大败法军，导致法国总理茹费理的下台，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二十世纪初，越南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当时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著名领袖潘佩珠，曾长期在中国活动，多次会晤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受到了三民主义的熏陶。一九一二年潘佩珠在我国广州建立“越南光复会”，常常在沙河刘家祠（刘永福的房子）聚会，刘永福一直支持他们的活动。不少华侨与光复会关系密切。曾侨居越南的广东革命党人苏少楼是潘佩珠的好友，积极参加光复会活动，后来成为光复会的统领之一。
早在二十年代初，胡志明主席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时，就与我党在巴黎的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密切交往，建立了革命的情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我国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胡志明主席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即越南共产党的前身，总部设在广州文明路12号（现为延安二路422号）。
越南党成立不久，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越南革命处于低潮。为了保存实力，越南许多革命者如黎鸿峰、何辉集、明开、冯志坚等暂时避居我国，我党和我国人民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越南党还未建立军队，缺乏进行游击战争、建立统一战线和人民政权的经验。我党驻昆明、武汉、贵阳等机构给予了热情帮助，并协助其在我广西南光开办训练班。然后回到国内建立越北根据地和自己的军队，逐步赢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
在越南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广大侨居越南的华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1年5月，旅越华侨建立了“越南华侨救亡会”，成为越南抗日、反法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越南人民一道，投入反对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者的斗争。许多进步华侨为了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后不久，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挑起了战火。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中国人民一如既往，给予大力支援。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越南抗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年1月18日，我国首先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应越党要求，派出了军事、政治、经济、土改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和经济、土改工作。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为了维护越南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政府积极努力，促使会议达成协议，迫使法国撤走全部远征军。抗法战争胜利后不久，我党还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帮助起草《新形势、新任务、新政策》、《统一战线纲领（草案）》等文件，派出代表团，对巩固和平、建军、土改、整党、接管城市、恢复经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外交斗争方面的工作予以帮助，使新生的越南政权尽快地以巩固。
1964年8月，美国派舰艇侵入北部湾挑衅，并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派出大批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将“特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妄图以“南打北炸”的手段迫使越南屈服。正当越南人民濒临民族危难之时，我国立即掀起了援越抗美的高潮。我国政府庄严声明：“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
我国政府和人民从经济上、军事上给予了无私的援助。从1950年到1978年，我国对越南提供了200多亿元援助款，其中无偿援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此外，我国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