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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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声音。我很想听见汪奇涵的声音，可是他总哑默着。他们家的人也都哑默着，像林子间的一口池塘。
下课后，走廊里站满了人，都朝那边无声地望。那时，已揭去许多瓦块了，房顶成了个丑陋的癞痢头。那房顶原先是很漂亮的，盖的不是那种称作“洋瓦”的方块大瓦，而是半圆形的中国传统小瓦。盖好后，房上一垅—沟，一起—伏，像—湖被风晃动起来的水波。下大雨时，我们常在廊下看那雨泻在屋顶上的样子：一屋顶的雨烟，淡淡的，乳白色的，像早春三月清晨的薄雾，又像是—个人在冬日里长跑之后，站在那儿冒热气。雨汇到那一条条瓦沟里，形成—道道细流，从上而下，急急地流泻，如无数条银蛇在草丛里游动，到了檐口，折成直线，织成一屏水帘，若风大—些，这水帘还会飘动起来。这屋子，不仅在雨中，即便在日光里，在晨曦与暮霭中，都能与这洋洋大观的红瓦房与黑瓦房相映成辉，都能成为这偌大校园中的一个景观。
乔桉在人群里问：“是谁将那母女俩请回来的？”
有很多目光转过来，朝我，朝马水清、谢百三等人看。
上课的钟声敲响之后，大家都回头看了一眼那房子，便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
我没有进，马水清靠在廊柱上，也没有进。我走向他，小声说：“别上课了。”他没说话，走在我前面，朝那房子走去。
我们看到了汪奇涵。他正弯腰在地上捡瓦。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往远处的地头搬瓦，满手满脸沾满灰尘，最小的—个孩子，像个小鬼。汪奇涵听见了脚步声，站了起来，“林冰，马水清……”我们看到他黑糊糊的脸上，有一道不知被什么东西划下的伤痕。他用手做了一个手势，对我们说：“灰大，别站在这儿！”
我们没有动。
他用两只黑手指推了—下眼镜，问：“你们找我有事吗？”
我们没吭声，就过去搬瓦他说：“你们有课呢！”
我们不吭声，搬了瓦就随他的孩子一起往地头走。
课正上着，谢百三又带了五六个人来。
汪奇涵拍了拍手上的黑灰：“你们都有课呢！”
大家都不吭声。于是，田野的小路上，就有了—个长长的搬瓦队伍。大家间隔着站开，把瓦一片一片传送到地头。我们尽量小心翼翼地。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将那些瓦全部无损地保全，它们在各个环节上受损，运到地头的好瓦，也就只有—半的光景。
汪奇涵走到—边去，用几块砖头架起一只铁锅，然后就用屋上拆下来的芦席烧水。火熄灭了，他就低下头去用嘴吹风；当火突然呼地—下腾起时，他就会向后一仰，将上身抻直，火光就把他的脸膛染得红红的，很健康的样子。水烧开了，他在露天的桌子上摆下十几只白碗，往里面倒上开水，然后让大家都停下来喝。大家不停手，他就不停地说：“水凉了，水凉了……”大家就停住走来，一人端了一只碗。
于是，天空下就响起一片咕噜声。喝完了，那白碗—个个再摆回来时，就都烙了黑指印。汪奇涵就坐在凳子上歇着，点了支烟，面对着那十几只空碗，像—个疲倦的过客，临时坐在路边的树桩上小憩。
到了下午，屋顶就全都揭开了，房子就剩下了四堵墙，—派大放光明的样子。
四点钟时，天下起雨来。汪奇涵的妻子就招呼大家赶紧进屋子躲雨。所谓的屋子，就是在校园外的路边上搭起的一个小草棚，里面黑洞洞的，进去时得弯腰。我们看了看那草棚，见里面摆了那么多家具，又进了不少人，就不肯进去，躲到了几棵大树下。我们贴着树干站着，像量身高似的。雨很凶狂，从天边漫过来，打得满世界生烟。远处，—个放鸭的披了蓑衣，在撵着追赶雨点而跑得四野皆是的鸭子。
—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得到了一种痛快，居然不去躲雨，连人带牛立在大雨里。那四堵墙在这大雨里就显出一番悲凉来。拆顶之后，它们都显高了，也显瘦了。
那雨就无遮无挡地倾泻那四堵墙围成的方框之中。这即将消失的四堵裸墙，就像从前的年代里留下来的—份陈迹。汪奇涵不知要干什么，撑了一把破旧的黑布伞，沿了泥泞的小径，朝那四堵墙走去。我们看到他进门去了，过了—会儿，又走出来，然后朝这堵墙望着，一直望到雨过天晴。
傍晚，我们几个在往宿舍走的路上遇到了王儒安。他见我们—个个赃如泥丸，问：“你们干吗去啦？”
我说：“帮汪校长拆房子。”
他停了片刻，点了点头，说：“这是应该的。明天，你们几个再吃点苦吧，我再派十几个人去。”说完，他就朝办公室方向走去。
他的腰依然有点错位，但错开后的上身挺得却是笔直的。步履也很从容。那一顷刻，我心中忽起了—个疑问：他从前那种痛苦的呻吟，是不是过于夸张了？
第六节
汪奇涵没有盖房。因为王儒安让白麻子找来两个泥瓦匠，将两间教师宿舍打通，暂且借他做住家用。他兢兢业业地管着两个厕所、一堆工具和许多杂务。过了半年，人居然胖了起来。他不怎么觉得自己痛苦，也无甚压抑，更无矫饰的惆怅。他变得淡泊了、平和了，也变得真诚了，心胸开朗如秋天收获之后的平畴，仿佛将世界上的事情都经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许多大题目，觉得用不着拿太多心思与精力去在这个世界里折腾了。他甚至不可惜他那一肚子好文化，很快乐地看着学生们种菜、栽树，看着他们将池塘中的鱼网上来。他还参与这一切。休息时，他随便地坐在泥地上，讲他从前在大学读书时的情景，说他见过陆平、聂元梓，讲俄国有一个大作家，叫契诃夫，写了《变色龙》《套中人》等好些小说，讲许多典故，学生们都很爱听。香烟夹在他的手指缝里，燃烧着，袅袅地升起淡蓝的烟，把手指熏得焦黄，像个放爆竹的走了火，染了—指黄炸药。
对我，汪奇涵从未当面说过一句夸赞的话。几年之后，我在与油麻地镇医院的一个医生闲聊时，说起了汪奇涵。他告诉我说，一次汪奇涵来医院请陶国志拔牙，对陶国志说：“老陶，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跟你说几句远话，那个小林冰，日后若得天时地利人和，前途不可小看。反正，这油麻地小镇，是容不下他的。我还真得感谢汤文甫。要不，我怕是要铸下一生中—个大错了……”
王儒安与汪奇涵一直没有太多的言谈，路上碰到时，他给汪奇涵一支烟，或他接汪奇涵一支烟。如果站在荷塘边，王儒安会说：“今年藕长得不错。”汪奇涵就说：“哎，长得不错。”如果是站在辣椒地的地头，王儒安会说：“辣椒瘦了点。”
汪奇涵说：“该上肥了。”
王儒安依然留下了那母女俩。她们在食堂择菜，饲养学校的几头猪，抬了水给辣椒、茄子浇水……仿佛油麻地中学不是个学校，而是—个庄户人家。母女俩很朴素，很安分，也很健康。我高中快毕业时，王儒安居然当了新郎官。镇上的人就问：“是跟老的还是跟小的？”我也没搞清楚，就永远地离开了油麻地中学。
后来，县里曾几次调王儒安去县教育局工作，都被他断然回绝了。
一九七八年，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油麻地中学有五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居然有—个学生考上了清华，还有—个考上了北大，并且考到了我的中文系。
就那么—个农村中学！这事几乎惊动了全省。但，王儒安并没有看到这—切，就在那年的高考结束后，他去世了，得的是心脏病，走时没有一点痛苦，享年六十六岁。
第四节
当时全县的学校都在做一件事情：精简人员。
白麻子害怕起来了，一下子变得对我很亲热。只要一见到我，就笑嘻嘻的。
那天中午，我在棚子下吃饭，白麻子走过来，“林冰，你来一下。”见我把饭盒摆在桌上，又补充了一句，“把饭盒带上。”
我拿着饭盒跟他走进食堂。
他揭开盆盖，然后用长柄铁勺舀了一灼红烧肉倒进我的饭盒。
白麻子烧的红烧肉是很地道的。即使今天，我的记忆里还飘散着那种味道。
我扣上盒盖，赶紧走出了食堂。
从此以后，我总能不断地从白麻子那里弄到好吃的。
一开始，我还有点“硬骨头”的样子，脖子梗梗的。但白麻子不管，执意要向我表示亲热。加之那些美味挡不住的诱惑，我便不卑不亢地接受了他的亲热。
我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默契，进行着—种无声的交易。但双方在给予和接受时，又都故意忘却了它的背景，而竭力做出很自然的样子，似乎想使对方感觉到，这一切皆是没有什么原因的。我们把“交易”几乎抹得—丝不剩，我甚至常到食堂来与他聊天。我好像真的忘记了一切，我什么也没看见。
马水清用手掐了一下我的腮帮子，“白麻子想把女柳嫁给你。”
我踢了马水清一脚，但没踢着。
施乔纨对我也好起来。她扮演的是—个母亲的形象，—个圣洁的、温柔而又慈爱的母亲。她总叫我“小林冰”。这“小”
字，一下子把她与我的位置都标了出来：她是给予爱抚的，而我是接受爱抚的。她或是用疼爱而又嗔怪的样子说：“膝盖都磨破了，还去打篮球！”或是板着脸却在目光里透出一丝温暖，‘你这孩子太不讲卫生，把萝卜在袖子上擦擦就吃下去了，就不怕肚里生虫子？“有一回，她甚至用手抚摩了一下我的脑袋。这—抚摩，就永远把我固定在了”小孩“的位置上。
夏天到了，我们都脱去了长裤和长袖衫，身体自由多了，总想蹦踺。白天长了，又总有许多时间玩耍。然而油麻地中学除了树荫下几张水泥乒乓球桌（已缺角），就那么一块篮球场。那时节，我们总喜爱那些肉体相触相撞扭打在—起的活动，喜爱弄得满身泥灰，喜爱将对方挠破或被对方挠破，喜爱被人绊了—个狗吃屎趴在地上直哼哼，喜爱集体性的争斗，喜爱—伙人与另—伙人打得头破血流。
因此，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喜欢打篮球。我、马水清、刘汉林总喜欢分在一边。
我从小就很机灵（有人说我是“灵雀子”），身体极轻巧灵便，善于突破、躲避和隐藏（有人叫我“猴子”）。我最得意的—招，是我能在急速的奔跑中突然刹住脚步。我深知自己这一能力的妙处，因此经常去捉弄些个头高大、身体笨重的同学。我去撩逗他们，直把他们撩逗急了，要抓住我揍一顿。我奔跑开去，他们就在后面穷追。我并不把他们落下很远。我不停地躲闪，只是让他们的手稍微碰到我一下，却总逮不住我。等折腾了几个来回，我笔直地跑去，并越跑越快。
我要把他们的奔跑惯性拉到最大的限度。这时，我直朝一棵大树跑去。当我离树只有一尺远时，我突然—闪，改变了奔跑方向，而迫我的人却一头撞在树上，跌坐在地上。要不，我直朝一条小渠跑去。当我到达渠边时，突然—闪，改变奔跑方向，沿着渠边跑开了，而追我的人却扑通跌进了水渠里。这一招，我在篮球场上经常使用，并且总是连连得手。
马水清打球的样子极难看，张牙舞爪，运球走动时，像头跛脚牛一颠一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