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论语-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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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本”，这也恰恰是归根溯源的《尧曰第二十》篇的编辑思路之所在。

　　可见，《大学》的三纲即是《论语》编辑“道、仁、德”的三条主线，《大学》的八目就是《论语》内圣外王的四步曲。再看“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速，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等内容，皆是《论语》一再重复、强调的重点所在。郭店楚简出土了一篇《忠信之道》，表明力主忠信是子思的重要思想内容，亦可佐证《大学》是子思所作。所以，《论语》除了隐含着强烈的曾子色彩外，同样隐含着强烈的子思色彩：除《大学》的观点和《卫灵公第十五》篇的观点相近外，还有《中庸》与《雍也第六》篇的延承关系；《性自命出》与《先进第十一》、《阳货第十七》篇的内涵融通；《唐虞之道》与《尧曰第二十》等篇的观点相近。

　　所以，子思很可能共同参与了《论语》的编辑，从而与曾子形成事实上的师生关系。而且，《论语》可能是在曾子死后，由子思最后完稿的！我举其他论据如下：

　　其一，《隋书·经籍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而《子思子》文章中所引“子曰”内容多不同于《论语》，对《论语》能起到补充作用。这就说明子思对《论语》的内容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可以说了如指掌，否则《论语》那么多语录，子思的文章中怎么能几乎不重复呢？另外说明子思对《论语》是非常看重的，极可能是因为他花费了巨大心血与曾子一同在编辑，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在其他文章中，子思只希望在《论语》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将爷爷的思想保存下来，所以尽量不采用重复的语录。

　　当然，由子思最后完成《论语》，不等于说它就是子思独立编辑出来的。子思曾在他的其他文章中引用几句别人所不熟知的“子曰”，便遭到过其他弟子的质疑，说他是借爷爷之口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孔丛子·公仪》载：“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可见，《论语》的素材应该是来自大家认可的途径，很可能是公开的征集，而子思当时尚不具备独立编辑《论语》的条件和威望。

　　其二，《礼记·坊记》为子思所作，篇中直接引用了“《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如果《论语》是由子思独自编辑的，岂不是有帮自己做广告的嫌疑？他何不直接用“子曰”？而如果子思是曾子的学生，他率先引用老师耗费巨大心血编辑而成的《论语》就非常自然了，也足见子思对《论语》的肯定和尊敬！那时《论语》尚未广泛流传，甚至连《论语》的名称都未必确定。所以，子思一直都在关注《论语》的结集，非常了解《论语》编辑的进展，了解《论语》有哪些内容。

　　其三，后来从孔子家中的夹壁找到《古论语》，此《论语》当是孔子后人所珍视、为日后流传而予以私藏的，也更接近是《论语》的定本。所以曾子既殁，就以孔子嫡孙、曾子门生身份的子思来最后完稿最为理所当然。面对这样一本凝聚了曾子、自己巨大心血的《论语》，子思（或其他孔子后人）将之与《尚书》等珍贵书籍一道放入夹壁加以珍藏就非常合情合理了。《齐论语》的出现，是不是子思在齐期间带去的尚未精减、定本的初期编辑版本呢？否则何以《齐论语》较《古论语》、《鲁论语》内容为多？

　　近代有学者指出《论语》前十篇与后十篇的内容有分别，怀疑是两个人作主导来编辑的，他们提出的论据之一便是前文所说的季康子问政在前十篇用“子曰”，后十篇却是“孔子对曰”，他们认为后来的编辑者更尊重季康子，恐怕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在补充编辑。这点我不能同意。

　　首先，“子曰”和“孔子对曰”的不同前文已述，以纯属巧合的成分居大。因为即便是两个人编辑《论语》，后一人想拍季康子马屁的话，也会将前边的“对曰”改过来才是。他难道想故意让上半部《论语》不拍马屁，而下半部拍马屁？毫无道理嘛！此外《为政第二》篇孔子说：“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此“对曰”缘何用在孟懿子身上？《阳货第十七》篇：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此“对曰”又是子游对孔子的回话，可见“对曰”一词的用法并没有特别的含义。那么，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下部《论语》风格不一呢？没有。相反，倒是有很多证据证明上、下部《论语》的编辑风格相当一致。比如篇首章通常揭示了本篇中心思想；篇尾的结论章通常能覆盖全篇而又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各章说理逻辑严密，一环扣一环等。下半部《论语》同样有多篇贯穿礼、忠恕的纲目，如《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阳货第十七》就是这样，这些都表明《论语》上、下部分的编辑风格非常统一，井然有序。

　　其次，王充《论衡·正论》中载：“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chì整理）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表明一开始的时候，所收集到的素材是相当多的，编辑者必定经过长时间的精心思考去归纳、总结而成今天的二十篇《论语》。编辑者不太可能从“数十百篇”里只编辑上半部的十篇，那样不利于完整保留孔子思想的原貌。所以二十篇《论语》分上、下部内容而又各有侧重的思路，很可能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上半部侧重阐述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下半部则侧重运用中的注意要点，恰恰反映了《论语》的一体性。

　　其三，我们仔细观察《论语》各章内容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章节都是“子曰”，除了《乡党第十》篇都为描述性句子外，其他各篇也大量存在描述性、总结性的句子，用在各篇中起到顺畅逻辑、亮明观点的作用，有的甚至是起到点明中心思想的作用，比如：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为编辑者言，是极其重要的表明孔子对待祭祀态度的句子）。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于是日哭，则不歌。

　　子之所慎：齐，战，疾。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以上几条差不多都是《述而第七》篇的灵魂语句，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盘托出。或许是因为孔子自己直接阐述教育思想的语录太少，所以编辑者只好代为总结，那么是谁在总结？应该是孔子青睐的、其他弟子敬服的一传弟子）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第九》篇的中心语）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第九》篇的灵魂所在）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文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以上几章均是为了配合阐述其他章节内容而作的注笔，用以强调、补充或使更具说服力）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这一章对先辈政治智慧的总结非常关键，目的是指出孔子思想体系道统之纯正、知见之真灼。那么，这个总结是出自孔子，还是编辑者？极可能是来自孔子的授课内容，而又没有合适的孔子语录，所以编辑者代为归纳出来）

　　以上编辑的手法说明两点：1）各篇内容绝非胡乱的排列，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精心编排，各章内容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否则不会大量使用非语录内容。编辑者必是以一人为主导，才可能构思严谨、篇与篇的内容布局合理。2）这个人一定是孔子的一传弟子，否则《论语》中大量使用的非语录内容何从归纳？除子思外，有哪个再传弟子是亲自跟随过孔子的人呢？即便由再传弟子归纳出来也不会有公信力。孔子与子思是爷孙关系，可《子思子》文中引用了几句别人不太熟悉的“子曰”就有人提出怀疑，若是其他再传弟子编辑《论语》，又帮忙整理出如此众多的归纳性、描述性的句子，以当时孔门诸强林立、互不相让的形势，有可能令人信服吗？

　　其四，不少人因为《乡党第十》全文记录孔子日常生活的言行事迹而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结论篇”，却未发现《论语》从头至尾是根据《周易》卦序来编排的事实，而卦序十正是“履卦”，所以才以孔子行履为内容而已，不可因此将上、下部《论语》活生生拆成两截。

　　其五，《论语》二十篇如果是曾子的构思，那么，曾子是否会选择由子思共同参与编辑呢？这得由子思的出生年份说起。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此《中庸》乃含有47篇之巨著，非《中庸》一文，极可能包括了《大学》在内）。”“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未言作《大学》。有人认为《孝经》是孔子因见曾子之孝道而作）。死于鲁。”下面我们以孔子、颜渊、孔鲤的年龄作为参照，来看子思可能的大致出生年份（见下表，本图表主要观点来自孔德立先生的文章《子思生卒年考》）。

　　颜渊小孔子30岁，三十一岁卒，而孔鲤又先于颜渊卒（见《先进第十一》篇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可知《史记》说孔鲤“年五十”应为“四十”之误。子思则不可能晚于公元前491年出生。又因子思当过鲁穆公的老师，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07年，所以子思不可能早于公元前407年卒，因此《史记》说子思“年六十二”应为“九十二”之误。

　　公元前5515415315215115014914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