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论语-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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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不赞同弟子都走当官的路，漆雕开不愿出仕时，孔子为此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孔子又为一些有能力的政治人才无法施展抱负而感到惋惜。比如他认为冉雍可以南面而王，认为宓子贱可以做大国的宰相等。可见在孔子眼里，出仕为政是需要相当的德能的，不同层次的官职，需要不同的能力、道德品德来配合。
《子路第十三》全篇回顾
第1章，子路问政，对以“先之，劳之，无倦”三个为政的原则：德行作表率，教导百姓勤劳，不急于求成。
第2…6章，具体讲为什么要“先之”。先之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具体做法。仲弓问政，孔子对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是先正人事。孔子如果在卫国出仕，最重要的是先正名份。樊迟学种田、种菜，引出先正礼、义、信的重要性。比如学《诗经》，如果不懂得它内在的礼、义精神，诗读得再多也不能致用。最后谈到先正其身，则能不令而行。
第7…12章，具体讲为什么要“无倦”。政治发展有他本身的规律，好比鲁、卫之政，非常相似。拿居家比方，始有、少有、富有，是有一个过程的。国家治理由庶、富到礼乐教化、胜残去杀、仁，也有一个过程。另外用孔子治理国家，与善人、王者治理国家，它的时间和达到的效果都不相同。所以为政要符合它自身的规律，不是一蹴而就的。
第13…17章，具体讲为政先正其身的重要性。政治除了正其身，其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吗？冉子就是舍本逐末啊，忙的不是政治之本务。身正则行宜，“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是强调从政者的责任感。自己的品行正派，就能令“近者说，远者来”。正心诚意，不图小利，就不会因急功近利而欲速则不达。
第18…22章，讲为政恒其德的重要性。人治、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人的道德品德对为政很重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品德要谨守践行，不能因地而异。同样是士，却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孝弟”、“言必信，行必果”的不同等级，可现在的从政人员，都是些斗筲之徒，品德平庸。他们算不上中庸之人，可连狂狷者的品德也不具备。“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努力提升自己道德修养的人去从政，不用占卜就能知道结果了。
第23…27章，讲为政者德行的几个重要方面。君子“和而不同”，能调和各方面矛盾，让这个国家兴起礼乐。好的从政者是好人乐之、坏人恶之的。君子是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法来取悦的，但在用人时，君子却能量才使用。君子心胸开阔而不骄慢。君子具备刚、毅、木、讷的品质。具备以上品德，御民以德，堪称正道。
第28…30章，是对本篇作结论，以士对人切切偲偲、怡怡如也的品行，指出从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好比打仗，士兵经过善人训练七年，才能上战场，不训练就让他们上阵，就如同叫他们去送死一样。从政也得努力学习，提升道德品行、执政才能，否则就是误人误己。
通过前面的篇章，我们了解子路的性格：冲动、好勇，做事有些鲁莽的人。他的志向是在三年内，将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治理成人人能战斗、个个懂道义的国家。现在他作为主角问政，我们就能大致了解，本篇是讲解一般的为政原则、规律，对为政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也进行了说明。本篇可视为《为政第二》的发挥和补充。
宪问第十四难能可贵
『1』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原宪问什么是耻。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就出仕为国家做事。但是国家政治黑暗时，如果仍然当官领俸禄，那就是可耻的事了。”
宪是原宪，字子思，这里直书其名为宪，有人推测他是《论语》的编辑，或说是此篇的编辑。孔子当鲁国司寇时，原思曾给孔子当家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他与子贡的一段故事：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líhuò）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yì）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史记》这段记载很有意思，我认为其中有三个要点应加以注意：
其一，原宪说“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可知孔子的学说是相当注重实践的，要求我们在生活中踏实修行，一以贯之。
其二，原宪的为人不太注重名利。他还出现在《雍也第六》篇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表明孔子对原宪不贪名利、乐善好施的性格非常有把握，才可能将那么一大批粮食交给他。
其三，子贡早年“天生丽质难自弃”，才华横溢，“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孔子认为他言语突出，所以难免侍才自傲。但实际上原宪也是当时最有辩才的人物之一，是否经此一辩，激发起子贡的行道之志？从子贡为孔子守孝六年，以及晚年大受儒家弟子推崇来看，子贡德行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否也与故事中原宪的讽谏有关？
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论语》中类似的观点多次提到，但这里是对原宪的性格而设答的，原宪也的确是这样去做的。南怀瑾先生每于此处，总有兴叹隐士之言，但我对“二臣”有辱之说不敢苟同。
元、清二朝全国统一的外族执政政权，对中华文化虽无大利，却形成了两次大的民族融合，对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不无裨益。中国历史上，从黄帝时期到秦始皇统一，乃至后来的五代十国，曾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炎帝、周武、秦始皇严格地说都属于“夷族”，李世民也是有少数民族血统的，更别说北魏等政权了。北魏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全面吸收汉文化，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清朝历代君王都熟读儒、释、道经典，敢于重用汉人，实施“满汉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如果将这些一律归于统治者的权术，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种民族融合行为就好比是远方亲戚回家管理家务，他遵循的还是老祖宗的智慧与法度，目的仍旧是为着家庭的兴盛，与18世纪英、葡、日等国家的“外族”侵略和殖民统治不可同日而语，其核心的区别就在于“治道”——是要融入和发展中华文化，推动社会变革，还是要毁灭中华文明，实施野蛮的殖民统治？实际上，清朝能较元朝更有作为，与“二臣”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促进了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另一个问题在于，中国历来被强夷环视，为什么只有南宋和明朝被“夷”族所灭？其他朝代的匈奴部落就没有“狼图腾”？所以，亡明者，明也，非满清也。明之灭，灭在“仁道”的丧失；清之盛，盛在推行“仁道”。康雍乾三朝“为政以德”，才是“康乾盛世”——史上最长时间跨度的盛世产生的真正原因。
忠是“忠于义、敬于事”，是对“道”（为政以德）的严格遵循。若只对某个皇帝、领袖负责，蒋介石去台湾的时候，全国人民即便去一半，也岂不把宝岛压沉了？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荫权，英属时期就是公务员，香港回归后仍留任，直至当上特首，是否属于二臣？所以我随兴赋诗一首来“叹二臣”：
此官不为皇帝做，只为百姓谋稼稞。
红黑本是同一镬，何惧骂名累世拖！
从政不是为权、不是为名，忠也不是“君为臣纲”，二臣从何说起？所以后文孔子才大赞管仲之仁，管仲算不算“二臣”？孔子离开父母之国，周游列国以寻有“道”之君算不算“二臣”？如果不懂得“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道理，但凭侍二君、食二禄就称某人为“二臣”，正如别有用心地称某人为“保守派”一样，是污名化。他们自己不知不觉被奴化了，反将之当成真理去折磨别人。宋元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赵孟睿鸵蚬僦猎擦盅砍兄迹馕汗ナ苁廊思ケ帷Ｎ颐窍衷谝芯咳寮宜枷耄欢ㄒ３置羧竦牧匀税愕难酃猓パд嬲娜寮宜枷耄灰匣实劾隙⒓偈ト恕⑽本用堑牡薄Ｎ页Ｏ耄耗切┙吡ψ缰洹岸肌钡娜巳绻畹浇裉欤岵换崽勰兀坎惶郏蛞幌赂凇⒈淮峭嘶蛩诘ノ黄撇幕埃癫皇且源辛耍空媪钊说Ｐ陌。�
『2』“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又问：“好胜、矜夸、怨恨、贪婪之心，都能克伏不起，算得上仁了吗？”孔子说：“可以算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合乎仁，我就不知道了。”
克、伐、怨、欲都是意识心的几种妄念，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佛家归纳为“贪、嗔、痴、慢、疑”五种。原宪的好胜、矜夸、怨恨、贪婪之心都能不起了，其心性修养之高当世已少有人及，而孔子却说这只能算难能可贵，仁还不知道。可见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修养，而是超越意识心，突破二元对立、止于清净至善的境界，不可用普通的意识观念去理解。
本篇中心思想就是讨论这四项难能可贵的品德，告诉我们如何在工作、生活中锤炼心性，使努力达成中道的方法。
克：逞匹夫之勇
『3』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子说：“士如果留恋家庭的安逸生活，就不配做士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受国家培养多年，总不能抱着“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一炕头”的猪栏心态吧。所以孔子是叫我们志存高远，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来。
『4』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就做一个言语正直，行为正直的人；国家政治黑暗，行为仍要正直，但言谈就必须谦逊。”
危指端正、正直。孙通“逊”。
联系上章，志存高远不等于盲目蛮干。有理想、有抱负，还要有智慧才行。碰到政治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