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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

隐藏的论语-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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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牛忧虑地说:“别人都有兄弟,惟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死生是命运的安排,富贵是上天的主宰’。君子敬于事而没有过失,恭于人而以礼相待,那么普天下的人,都是你的兄弟。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

  这里应该是司马牛担心兄弟的性命安全的话。子夏以“死生有命,富贵由天”(一般认为这两句话是子夏从孔子那里听闻到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安慰他。据说联合国总部就挂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语录。这句话出自子夏而非孔子,同时要注意它的前提“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若是骄横跋扈,处处树敌,就要“四海之内皆仇敌也”了,美国的兄弟就不太多嘛。

  司马牛上章刚刚才轻而易举地说:“不忧不惧便是君子了吗?”这里又表现出忧惧的一面,可见克己的功夫不是那么简单的。司马牛“多言而噪”,我们的心行欲望也正如司马牛的性格一样易动易噪,很难调伏。克己就要随时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邪念才起即复之以礼。这一节讲克己之难,一如训“牛”,实在是妙。 
 
  
  
 
 明礼难,复礼难上难
 
 
      
   
  『6』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zèn),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问什么是明。孔子说:“谗言象水一样慢慢渗透,诬告象刀一样恶毒锋利,到你这里都行不通,就算是明辨之人了。那样隐匿的谗言、恶毒的诬告,到你这里都行不通,也可算是有远见之人了。”

  谮指谗言、坏话。“浸润之谮”是说象水那样一点点渗进来的谗言,不易觉察。肤受之诉,诉指诬告。这是说让皮肤感觉到疼痛那样的诬告,即直接的诽谤。

  明是明辨是非,明礼识义。现实生活中,礼与非礼不是白脸、黑脸那样清楚的,无礼的言行往往被掩饰得很好。谗言、诬告常以正义者的身份出现,有的躲在暗处,有的行凶于明处,让人难以辨别。所以“明”讲的仍然是克己复礼的主题,教我们认清谗言、诬告的危险性,明辨哪些言行是礼,哪些是非礼,而后才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7』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让百姓丰衣足食,让国家兵强马壮,让人民信服拥戴。”子贡说:“迫不得已要去其一的时候,这三个先去掉哪一个?”孔子说:“去掉让国家兵强马壮。”子贡说:“迫不得已又要去其一时,去掉哪一个?”孔子说:“去掉让百姓丰衣足食。人自古都有一死,不能让人民信服拥戴的政府就一定会垮台,毫无作为。”

  明礼义难,要行礼义就更难。这里用了极致的比方,类似的选择还有很多,比如:捡到一块钱交给警察叔叔,捡到十万块还交吗?有人能让你做市委书记,你愿意去行贿他吗?有个性感的美女等在床上,还不要你负责任,心中的礼还在吗?即便都可以处之以礼,最后面临生命与礼的抉择时或许还会动摇。

  行礼才是真正的克己,必须把自己的所有私欲全部抛开,才有可能真正落实礼的言行,行礼就有这样难。

  『8』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kuò)。”

  棘子成说:“君子就是质朴善良而已,干吗要学文绉绉的那一套呢?”子贡说:“真是遗憾啊!你刚刚关于君子的议论,驷马之车都追不回了。举止文雅与心地质朴善良本就是一回事情,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分割。君子有质而无文,就像去掉兽毛以后,虎豹的皮与狗羊的皮就没什么区别了。”

  棘子成是卫国大夫。古代大夫都可以被尊称为夫子,所以子贡这样称呼他。驷不及舌指话一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了。驷,拉一辆车的四匹马。鞟是去掉毛的皮,革。

  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话:“心地善良就行了,要学佛做什么?”或者说“道理懂得就行了,要守戒律做什么?”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其实说话者潜意识里已经当自己是个善良的君子了。可实际上呢?言行上无礼,见财起心、见色忘义,丝毫做不到彬彬君子,能鼓吹自己心地善良吗?所以子贡说:“言行文雅就是心地善良,心地善良也就是言行文雅。”二者根本是一回事。在面对权与礼、利与礼、色与礼的考验时,你的言行还能坚守在礼上,这时“文”即是“质”,质便体现在言行之中了。口头讲讲,实际行动时酒色财气样样乱来的“君子”,其实也就是小人,如同拔掉毛的虎豹之皮与羊狗之皮没有区别了一样。 
 
  
  
 
 
何以则天下归仁?
 
 
      
   
  『9』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财政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盍是“何不”的意思。彻,西周奴隶主国家的一种田税制度。旧注曰“什一而税谓之彻。”二指抽取十分之二的税。“君孰与足”的与作“达到、做到”解。

  你看有若一点也不替“老板”着想,“老板”又怎么会重用儒家呢?人家收税20%还没钱,你还叫他收10%,就不能换个方法:鼓励经商、鼓励开矿、发展特色经济之类的?这些搞起来,帮他度过难关,再劝他用彻法不迟啊。但必须承认,有若的措施更加富于创造性,饥荒时期仍加重赋税,无异于竭泽而渔。今天的各国政府碰到饥荒之年,一般都会减免百姓的赋税了,可鲁哀公时哪里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所以人心不仁,仁政实施不起来。儒家到孟子的时候,明确提出仁政的主张,但在战国时期到处吃瘪。天下归仁终究要靠政治家们克己复礼,具备仁德。

  需要指出的是:有若此处不作“有子”,是不是后来有若碰到弟子们“造反”,不再被尊为师了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在最后一章作答。

  本章是讲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在为政方面推行“天下归仁”的仁政。

  『10』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zhī)以异。’”

  子张问怎样提升道德修养、怎样辨别迷惑。孔子说:“力主忠信,使自己的言行合于义,这就是崇德。爱他时恨不得叫他永生,恨他时又恨不得叫他即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如同《诗经》中说的:‘若不是嫌贫爱富,那便是喜新厌旧。’”

  惑就是糊涂、迷乱行为。“诚不以富,亦祗以异”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篇的最后两句。此诗以一个被遗弃的女子口吻,指责前夫喜新厌旧。祗,正是。

  崇德、辩惑本是两个词,但二者有着密切关系:辩惑是克己的前提;崇德是复礼的前提,这样讲大家就容易明白了。惑就是随顺我们的私欲、妄想。如果不清楚自己颠倒妄想的行为,如何能崇德复礼呢?有注解认为“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两句放在这里说不通,其实不然,“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就是形容“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颠倒心态,爱她时山盟海誓地娶她,现在却又狠心将她抛弃。

  本章是讲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在为人处事方面推行“天下归仁”的仁德。

  『1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齐景公说:“讲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粮食再多,我能吃得着吗?”

  齐景公名杵臼(chǔjiù),齐国国君,公元前547年—公元前490年在位。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动乱,鲁昭公受到三家贵族围攻,逃往齐国。次年孔子也到了齐国,这时齐国的大夫田恒(即田常,又称陈成子、陈恒,“成”是他的谥号)的势力十分强大,威胁到齐景公的统治。田成子采用其父田乞(田僖子)所制定的政策,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大力争取民众。当时流传的民谣唱道:“妪(yù)乎采芑(qǐ一种良种谷子,也叫白粱粟),归乎田成子。”公元前481年,田成子发动武装政变,杀了齐简公和许多强宗贵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了政权。田成子又通过“修公行赏”等等亲民政策拉拢民心,使齐国国君实际上变成了傀儡。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孔子针对当时齐国田常可能乱政的局面有感而发的。后世对孔子的批评,多以此发挥,认为孔子主张尊君思想,儒家思想是统治者用以桎梏百姓的工具。那么,“君君、臣臣”的真实义究竟如何呢?

  《大学》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礼运篇》也对“五伦”有清晰的阐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所以,孔子阐述“五伦”的具体内容是“十义”,对关系双方均提出礼的要求。孔子眼中理想的君主是“有天下而不与”的尧舜之君,理想的臣子是“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的道德君子,强调的是他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已,哪里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奴才哲学呢?

  天地道一,人道五伦。“君臣”关系(领导与下属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关系之一。我们在理性对待“夫妇、父子、兄弟、长幼”关系的同时,何必要刻意妖魔化“君臣”关系呢?相反,责权合理的“君臣”关系,是事关国家、团体的生死存亡和每个人福祉的大事!

  “五伦十义”就如天之四季,日月之行轨,是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不悖的正道。人心失去伦常之礼,“十义”的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恶果。比如夫妇不和,必定是由“夫不义”、或“妇不听”、或二者兼具而引起。后世将“五伦十义”扭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将五常的“仁、义、礼、智、信”变成“天、地、君、亲、师”,只准皇帝作威作福,不准百姓奋起疾呼,只准父母为所欲为,不准子女直言相劝,实在害人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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