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论语-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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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说:“不是你的祖先却去祭祀,是谄媚。理所当然要做的却没有做,是懦弱。”
这是典型的《论语》式的结尾,既能统领全篇,又意味深远。
“祭鬼”是祭祀祖宗,代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与礼制的意思。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是你的祖宗却去祭祀就是拍马屁。比如说抛开中国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一味去照搬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的做法,就是“谄也”。再如台湾的李登辉,爱给日本人做狗,舔别人的屁股,也是“谄也”。
“见义不为”的义包括的两个方面:继承和改革。继承的是以德治国的精神,改革的是礼的外在形式,使符合不同时代的要求和特点。这二者都是义之所在,当勇为之。
《为政第二》全篇回顾:
第1…4章,提出“为政以德”的中心:德就是“思无邪”,以礼为载体。为政以德的好处是能让民有耻且格。最后孔子以自己的修学报告来说明德、礼对人民的教化作用:既能培养人的德性,使通达天命,又能解放人性,获得自由快乐。
第5…8章,以孝来比喻为政。孝的不同层次,就是德的不同层次:从简单的无违,到“父母唯其疾之忧”的反刍,能养,敬,和颜悦色。
第9…10章,将前两节内容粘合、对比。指出“为政以德”也是要深入其精神,并加以发挥的,与孝的几重境界一样。
第11…15章,说的是从政者的个人品德修养。包括:温故而知新。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周而不比。学思结合。
第16…19章,谈到实际政治工作中,实事求是品德的重要性。包括“攻乎异端”的客观考察,以及自身“知之为知之”的主观品行。实事求是的表现也包括主观的“慎言谨行”,和人事决策时客观的“举直错枉”两个方面。
第20…24章,以为政者自己庄、孝慈、举善的言行美德,来带动社会风气的做法,引出“为人即为政”的观点来发挥为政以德的含义,将之扩充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能做到孝、友,就是为政,能有信就能通行天下。以礼治国是政治的一般规律,虽百世而可知。但另一方面,对礼的具体内容需要加以革新,将继承与发扬结合起来,才是从政之“义”。
本篇主要讲述“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蕴涵着两条主线,一是“为政以德”,政治家的品行;一是“孝弟”,做人的品行。最后将这两条线以“孝”、“礼”的继承和发扬而统一起来,提醒大家保持对“以德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创新,才是横亘古今的治国之道,虽千秋而不易。
《学而第一》讲为学,《为政第二》讲为政,这两项是古代“学生”顶顶重要的事,是立身之本,立业之基。但是《论语》在阐述时,剖析得非常深刻,“为学”不是一般的读书考试,“为政”也不是一般的当官发财。孔子将做人、修德的内容纳入了为学、为政概念并充分发挥,为后面的仁道之学作了铺垫,起到“先以利钩牵,后令入佛智”的教育效果。
八佾第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孔子谓季氏,“八佾(yì)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说季孙氏:“在自家的庭院中,擅自使用天子规格的八行六十四人的舞蹈,这种事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忍心做的?”
季氏,鲁国正卿季孙氏,即季平子。佾是行列的意思。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鲁国是周天子分封给周公旦的国家,周公之子伯禽为鲁君时,周成王感念周公有勋劳于天下,故在周公殁后,赐之以重祭,命鲁公世祭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所以鲁君祭祀宗庙有八佾之舞。但天子之礼乐,只能在文王、周公庙使用,若用之于他庙,便是僭(jiàn)礼。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八佾舞于庭”是严重的僭礼行为。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天已演变为“忍无可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意思了,这实际上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是对季氏越礼的行为提出批评:“这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忍心做的?”并不是要鼓动他的学生起来打倒季氏。
『2』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bì)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在祭祖完毕撤去祭品时,也命乐工唱《雍》这篇诗。孔子说:“《雍》诗‘助祭的诸侯站在两排,拥护庄严肃穆的天子在那里主祭’,这样的歌曲怎么能用在你们三家的庙堂里呢?”
三家,鲁国当政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又称“三桓”。《雍》是《诗经·周颂》中的一篇,古代天子祭宗庙完毕撤去祭品时唱这首诗。
八佾是天子规格的舞蹈,以之为篇题,主要是讨论有关礼的内容。文章一开始,讲了两个违背礼的例子。拿现在的话说,一个地方官员也去搞阅兵,或者接待宾客时用元首见面的礼炮、仪仗队,情况十分严重,即便今天也是要法办的,何况礼制严格的周王朝呢?这一方面表明中央政权已经失去权威,另一方面表现出整个社会的混乱和无序局面。所以孔子十分感叹,觉得人心不古,私欲横流。
『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人心不仁,还怎么推行礼呢?人心不仁,还怎么推行音乐和文化呢?”
礼的本质是教人尊老爱幼,培养自己的美德的,而现在人心不仁,礼乐都被人们的野心和欲望所污染,便成了“照妖镜”,把人性丑恶的一面悉数陈列,根本起不到教化民众的目的了。中国历史上,野心勃勃的江青也曾主抓过思想和文化工作,导致文革中的大量冤假错案是人所共知的。所以人心不仁,也就无法令礼乐真正推行起来,只能让大家感受到其中的丑陋,简直是糟蹋文化。
第1…3章,孔子借季氏、三家越礼的行为,提出礼乐本意的疑问。
礼轻仁义重
『4』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本意。孔子说:“问得太重要了!礼,与其铺张奢侈,不如俭朴。拿丧礼来说,与其轻松周备,不如发自内心真正地哀伤。”
林放是鲁国人。他问孔子“礼之本”,有人认为是礼的关键、根本,但从后文的意思看,应该是问礼的本意,即定礼之初的目的。孔子回答说:礼是反应人内在情感、美德的,这是它的本意,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礼不必铺张浪费用以炫耀,节俭就好了,丧礼不用办得十全十美,只要能让人发起哀伤就行了。易不是简易,而是周备的意思。
中国人过年过节看亲戚朋友,会捎带礼物,它是反应对亲戚朋友的问候之情,不是用以炫耀财富和地位,不是用来攀比的,所以说:礼轻仁义重。送的东西不是礼,只是表现礼的外在形式,你存的“心”才是礼。现在人们送礼的攀比之风很盛,结婚、办丧、祝寿等礼式大操大办的情况非常严重,甚至有人为了将婚礼办得体面,打肿脸充胖子,一次“豪华婚礼”要还上几年的债才能解决经济上的后遗症。另外,铺张奢侈的婚礼令人几个月不得安枕,方方面面的事项应酬,对人的健康也不利,又会影响夫妻感情,实在是得不偿失。
歪曲了礼的精神和本意,一味攀比浪费,我们就看不到人心的美和善了,只看到虚荣和肤浅。的确,林放关于礼的本意的问题问得太重要了!
『5』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说:“边荒地区虽然有国君,还比不上没有国君的中原地区呢。”
夷狄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对周边地区的称呼。诸夏指华夏、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华”与“夷”的争论,是儒学史上的大问题,尤其是元、清以后,更牵涉到如何评价元、清两代的历史作用,及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还有如何评价施琅、曾国藩等汉臣的历史功绩等问题,在此我不得不展开探讨一下。
首先,孔子本章中对“夷狄”的称呼,乃是地名,如“九夷”之地等,与“诸夏”以示分别。好比今天我们叫“大西北”、“北大荒”一样,虽然隐含其经济、社会文化不发达的意思,但并没有特别的贬诋成分。如果非要将“夷狄”理解为对人、民族而言,也只相当于现在的“少数民族”、“老外”的统称一样,以示与汉族、国人的区别。
其次,本章是上章关于礼的本意的进一步阐述。“夷狄”隐含着:蛮荒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他们虽有国君和形式上的礼节,却没有真正领会礼的精神。华夏地区虽然国家处于混乱状态,但人民仍具备谦谦君子的美德,所以说诸夏即便无“君”的形制,仍好过夷狄之有“君”的形制。
孔子所处的时代,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可今天有意思了,“夷狄”地区称为“沿海开放城市”,中原地区称为“内地城市”,国家还号召进行西部大开发,盛世唐朝的都城西安便在“大开发”之列。这难道是在贬低内地吗?当然不是。我们只是在表述“一定时间内”的事实而已,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重心正不断地由原来的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两湖流域迁移。春秋时期的化外之地,逐渐变成了唐宋、元明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宋以后,长江以南的大部地区,其经济、文化实力都已经明显超越了北方——科举及第的多半是江南才子,“苏湖熟,天下足”则直接道出了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其他的百工技艺,瓷器丝绸,都在江南地区获得了的高速发展,傲视同侪。同样的,几千年来,中国与国外的实力对比也互有千秋,早已不同于《论语》中的“夷狄和诸夏”了。
后世愚人将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当成了类似西特勒的“人种优劣论”,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和非华人国家便是落后和野蛮的,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便是历史的倒退。这是何其可笑的思维方式!另一种人持“文化优劣论”,认为中华文化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文化都优秀,因此排斥文化的正常交流和相互融合,也是非常有害的。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就曾因为在任驻英国使臣时,将其在欧洲见到的先进科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写进日记,并寄回国内刊刻,而被时人骂为“汉奸”、“鬼子”,作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直到闹义和团的时候,还有人把他当“二毛子”,戮他的尸首。乌呼哀哉,是儒家思想夜郎自大,还是被某些愚昧迂腐者扭曲了呢?
在所有真正的儒家典籍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孔子拒绝学习和吸取其他文化的长处。恰恰相反,孔子向来都主张兼容并蓄,“择其善者而从之”。另一个问题在于,优